分析魏晋士人“简傲”性格成因.docVIP

分析魏晋士人“简傲”性格成因 　　摘要：《世说新语?简傲》记述了魏晋名士的一些“简傲”行为，表现士人“简傲”的性格。在他们看似傲慢的行为中，是对礼教的反抗，对统治者的蔑视，也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观。其产生于魏晋时期，是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士人们以自己简慢高傲的行为做出无声地反抗，借傲慢放诞的行为举止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这种“简傲”的性格特点也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文人，其在为塑造中国古代文人性格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关键词：世说新语;简傲;原因 　　“简傲”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蜀志?简雍传》中，书中记载简雍“性简傲跌宕”，指的是简雍简慢高傲的行为。到了《世说新语》，单列“简傲”一条，记述魏晋士人的一些桀骜不驯的行为，指士人疏简傲物、不拘礼节的性格。“简傲”原本是指一种轻慢无理的举动，但到了魏晋，士人多是出于对世俗的反抗，以及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而故意做出各种简傲的行为，并形成一股慢世之风，《世说新语?简傲》中的故事是对当时士人清高的赞誉。 　　《世说新语?简傲》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他们的简傲行为是反抗司马氏的统治，以及反抗当时的名教。钟士季慕名前来拜访嵇康，而“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嵇康个性耿直，对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贵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对于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采取傲然藐视的态度，嵇康最终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二是记述王、谢氏高门大族子弟的简傲行为，他们的简傲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书中对他们的记述中也含有一些反抗的意味，但更多的是士人们高度强调个体的生活感受，重视自我观念的人生态度。“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王徽之率性而行，是潇洒风流的名士，表现出魏晋士人“贵适意”的生活态度。 　　士人“简傲”行为在魏晋时期普遍存在，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引起当时世风的变化，其中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儒家礼教衰微，玄学兴起，佛教、道教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风气上的自由，给士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机，士人开始大胆肯定自我的价值，有力的冲击了传统礼法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同时，汉末以来持续的社会动乱，人口大量死亡，使士人们意识到生命是不可掌控的，他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并表现出对现世生活享受的赞美。《世说新语?识鉴》提到“人生贵得适意尔”，即体现了魏晋士人典型的“贵适意”的生活态度。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及时行乐”是士人对理想破灭，仕途失意的无声反抗。魏晋时期士人的“简傲”，一方面，有富足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士人们可以完全不顾外界环境，简傲，自恃。另一方面，玄学思想也为士人们的思想注入了超越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悠游心态，使他们的生活品质与精神品味显得俗中有雅。 　　具体来看，阮籍，嵇康处于三国魏时期。当时司马氏父子公然篡魏位，“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暴露无遗，士人们认识到自己重建“名教”的失败，开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念，即超越具体礼制的约束，而追求人性的本真、自然。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对当时“名教”的不满，借以对司马氏篡权进行批判。同时，他们的“简傲”性格也是受玄学影响而产生的。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是从老庄学说中发展而来，它不仅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支配了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形成一种虚无放诞的社会风气，当时的士人几乎都受到玄学的影响。此外，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士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降低，逐渐由关心社会转向关注自我感受。 　　王、谢贵族子弟的“简傲”多表现于东晋时期。东晋初期，西晋士人放纵的生活方式在东晋初期依然保持着。东晋偏安一隅，社会相对稳定，但官场黑暗腐败，所以士人依然选择远离政治。当时的选官用人制度为世家大族子弟的“简傲”性格提供了经济基础。其沿用了汉代的选官制度，，国家机构官分九品，越是世家大族，品级越高。士族家庭在政治上位居上品，属于“清流”，他们掌控着国家中枢，把持政治、军事大权，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在经济上，士族有荫客、荫族、和免除徭役的特权，因而世家大族子弟活得潇洒率性，个人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从容不迫地得到发展。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保证了世家大族居高位掌政，同时，长期的养尊处优，缺少竞争，也使其子弟滋长了清高，骄奢的风气。 　　魏晋士人表现出的简傲是士人们的觉醒，也影响了后代文人的行为。王绩，《唐才子传校?王绩》记载王绩为人“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王绩推行礼乐之道，但不切合时代需要，不能为当时统治者所用。他因此退守田园，并常借老庄之说发泄自己的愤世嫉俗，曾以阮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