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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标签化与社会契约的矛盾与化解 　　摘要：中国身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上千年的演绎，身份的传承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对于社会的发展并非不存在负面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良好希冀。平等与互惠的社会契约精神的昭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打下厚重的基础。从那时起，舆论力量便不再是公共政府外的私意力量，而是足以触碰甚至对抗曾经订立社会契约时所公意的原则和底线的“公共力量”。 　　关键词：身份标签 社会契约 公意 　　在当下的一段时间内，“舆论”――这股不受限制，或者说是没有受到良好培育的力量在畸形的冲击着固有的秩序，这股焦躁的情绪可以说是来自于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更应当认为是来自于对于“身份”无以复加的推崇。在这股潮流中，口号与标签便是不可避免的，外化的表现也是对于“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感到焦虑与排斥，其实际内在的诉求却又是期待获得这种差异的优势地位。 　　一、社会思潮：契约精神的衰减 　　倘使国家对于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进行认可，这也不过如一剂猛药，修复了长期以来司法不公对于法律形象造成的裂缝，但是保证社会的良好运行，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司法与新闻的前提是“出了事”。而寻常生活中，人们更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便需要以一种较为缓和的理念矫正社会对于身份问题的过度关注带来的极端思维。 　　（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契约精神的兴起与衰退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思潮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流行。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契约精神的倡导者们把它推向了社会各个角落――人与人是契约关系，人与组织是契约关系，人与国家仍是契约关系。对于有着几千年身份传统，经受近五十年身份控制的中国社会，这种思潮形塑全民的平等思维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人们不再把生活中获得的福祉当作一种恩赐，不再对某种身份过度的看重（干部与工人）或看轻（个体工商户），不再为了某种利益的获得而拼命地向这个利益集团靠拢。 　　然而，经济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阻断了这一进程，占有大量财富与占有了公共资源的群体开始结合为社会的强势群体，而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则渐以弱势群体自居，对于身份甚至于身份的延续性的讨论与争议便不可避免的发生。 　　（二）社会身份化的现实可能 　　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造成的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的不断增强，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代价，而在弱势群体庞大的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为此，向社会宣示契约精神，以社会契约理念统领调整社会分配的公共政策是化解这种极端情绪的重要路径。 　　（三）契约精神的“悖论”：特殊身份的存在 　　若然社会共富或社会均贫，也就没有在探讨下去的必要，然而差异确实存在，强势与弱势的对立已经不可避免，只是尚未到达最为极端的程度。现代社会，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成为共识，若要追求平等，以劫富济贫的方式是必然要否决的，否则今日的贫者即使成为富人，他日也会被成为贫者的“富人”把财产夺了去，社会的财富分配就进入了以暴易暴的死循环。所以关注弱势群体，以弱势群体的视角调整社会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必要的。 　　二、社会契约精神的唤醒与充盈 　　（一）契约精神的实质与原则 　　契约精神肇始于私行为中罗马法对于交易的规范，并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改造下被应用于对社会、国家的解读，完成了对于社会的“启蒙”。当梅因把社会的进步描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时，人们也正在从“身份的不平等走向平等”。 　　当个人面对个人时，彼此互惠互利的契约精神是妥善履行契约的最佳选择。互惠的前提是要求彼此承认对方的劳动价值，而不是相互的攻讦指责。要做到时刻视对方为自己社会生存的对象，利用自己的资源放逐对手只会是自我更加孤立。 　　当群体面对群体时，彼此互视平等的契约精神是保证契约不被破坏的重要前提。不因自己处于优势而无视他人，因为优总是相对的；不因自己处于劣势而自怨自艾，因为劣总是可以改变的；双方更不能因地位的不平等就倚势凌人抑或无产而无畏。 　　当个人与社会相联结时，平等互惠的契约精神必须得到广泛的昭示。公共政策也要对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及时作出调整，加强社会保障机制，通过收入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的衡平分布，为人们提供较为稳定的生活保障，增强公众对于社会生活的信心与安全感。 　　（二）面向特殊身份的契约精神 　　弱势群体，除社会已有共识的生理性弱势，由于制度原因而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境地，诸如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性弱势群体。而如何看待弱势群体，强势一方的声音意在宣扬和保护自我的财富价值；弱势一方的声音却又表露着自己面对不公的无力，以及对于“结构性”弱势的现状进行抗争。 　　两种观点的调和却是对于社会合作中的不公正的存在做了最好的解答：社会个体对于自我发展的决定权来自于自己――因为他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