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 《黑龙江社会科学》-后现代理论作为环境法学研究话语策略.docVIP

后现代理论作为环境法学研究的话语策略选择 侯佳儒(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100088） 摘要： 对话语策略问题的关注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后现代话语本身就是一套话语策略、一套有用的语言表达方式。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对后现代理论的关注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当前应该纠正对后现代理论的误读、误用现象，正确理解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处境和法学研究的大环境，使后现代理论成为环境法学研究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 环境法 环境法革命 后现代理论 一、问题提出 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目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各有其研究倾向：第一阶段环境法学者借助可持续发展观理论来检讨传统法学价值理念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消极影响，探讨当今环境危机背后的法学理论根源；第二阶段关注环境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的沟通和对话，在梳理、反思传统部门法学理基础上对其展开前提性批判，并对构成传统法学前见、前理解的知识体系、基本信条进行解构和重建的尝试；而第三个阶段则明确提出要致力于一场对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全方位改写，致力于“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在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引入和运用颇为值得关注。 时髦，太时髦了！——当有人提及“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之类词汇，很多人头脑中可能都会不自觉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其实，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话语就开始风靡全球。与这一趋势相联系的，往往是前卫的艺术、激进的观点、时尚的话题、前沿的探讨，因此说“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时髦，似乎也并不为过，而且看来很客观。另一方面，针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一开始就有两种立场鲜明、截然相反的态度，支持者热情高涨、摇旗呐喊，反对者嗤之以鼻，冷眼相向，这两种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都可以加上这样的脚注：“时髦，太时髦了！”——不过支持者认为，这种“时髦”代表着潮流、趋势、走向，而反对者认为，这种“时髦”只不过是一种理论界的“流行事物”、片刻的理论狂热，因此它转眼就会因为过时而被人们弃之凋敝——有论者将后现代主义斥之为“颓废的虚无主义”，有论者指责后现代主义“无目的，无政府，乱七八糟”，是一种“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对于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描述似乎也能说出理论界的一种普遍心态。为此，本文将把后现代理论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来考察，把后现代理论应用作为“话语策略选择”问题来分析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并检讨目前研究中对后现代理论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二、后现代理论话语与话语策略选择问题 首先要说明，“话语”和“语言”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最简单的方法表述二者关系就是，语言一旦被说出或者写出，它就成了“话语”。而且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话语”主要指三大类：第一是“作为某种知识体系的论述手段的话语或商谈，这显然是以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作为主体的那些人所说的‘话’ 对语言的关注，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特别是对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传统语言表达方式的抗议和挑战是其重要内容。在后现代视野下，话语本身不再视为是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中根据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所产生的说话现象”，因此话语的产生和增值或散播，“早已超出语言的单纯领域，而变成了话语运作过程中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进行较量和协调的总和，它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网”；“一种包含权力、意向和关系取向的力的因素”。对此，福柯明确指出：“话语”是一种“事件”，“必须将‘话语’看做是一系列的事件，看作是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控制话语本身。”对此著名学者高宣扬进一步解释：“话语”是一种“事件”。作为“事件”，它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组成的。它起码包含以下五大因素：（1）“谁”在说话，这就是所谓的说话的“主体”问题；（2）“对谁”说话的问题，也就是说话的对象问题；（3）在什么情况下说话，，也就是说话的周围环境，特别是社会历史条件；（4）说什么事，也就是说话所涉及的事物和问题；（５）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以什么策略、方式、文风或风格说话。 说话的策略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文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说话的策略分析中，可以揭示说话者在说话中如何同周围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结，又如何在说话中凸现其说话的目的以及为达成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后现代理论家分析话语，不像传统理论家那样把它视为单纯的语言因素，而是重视对语言及其运用过程的分析，认为语言及其运作实际上被社会特定阶层、群体所控制，这一特定阶层或群体根据自身的目的而对语言及其运用予以利用和改造。而且，话语被视为一种事件，怎么“说话”——也就是“以什么策略、方式、文风或风格说话”——即“话语策略”，是应该被审慎对待的问题。对理论话语而言，这一点同样正确，确定了言说的主题和内容，下一步还存在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