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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投资项目效益审计理论模型探究 　公共投资项目效益审计的理论模型研究 毕业论文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公共投资力度，在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上都快速增长。但是，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公共投资项目审计的重点仍然停留在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方面，对效益审计无论是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比较肤浅。在目标范围的确定，计划的制订，以及程序、方法等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合的效益审计评价模式。本文试图建立公共投资项目效益审计评价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模型，以提高公共投资项目效益审计的科学性，规范审计行为。 　一、公共投资项目与效益审计的界定 　（一）公共投资项目的界定 　公共投资项目常常也被称为公共工程项目或政府投资项目。我国审计署在1991年5月召开的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第四次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公共投资的概念。按照该会议的界定，“公共投资”是指政府用于全部有形设施，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按照我国的财政制度，“有形设施方面的支出”被称为固定资产投资。因而，我国的公共投资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 　本文将公共投资项目界定为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由财政资金全部承担的服务于社会或国民经济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在这一定义中，包含四个要素：（1）以政府为投资主体。公共投资项目的投资主体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2）运用财政资金。包括国家财政预算内、外资金和其他财政性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国债转贷资金、财政担保的信贷资金等）。（3）公益性。公益性是指公共投资项目的受益对象是社会公众，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都有权享受这种利益。（4）建设项目。建设项目是指运用一定量的资金，经过决策和实施（包括立项、设计、施工管理等）等一系列的程序，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开展的一次性工程事业。 　（二）效益审计的界定 　学术界对效益审计定义的组成要素”“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即通常讲的“3E”，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经济性是一个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资源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以合理的最低成本获取适当数量和质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效率性是一个资源利用概念，并且被定义为在投入一定资源的条件下产出最大化，或者使用最少量的资源实现预定水平的产出。效果性则是一个目标导向而非意义导向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为特定活动或者项目的预定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公共投资项目的双层委托代理结构 　在公共投资项目的运作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结构如图1所示。两个层次的委托人都期望代理人能提供委托人所需要的产出，追求委托人的最优利益。但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隐蔽信息和隐蔽行为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必然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并可能导致三种结果：一是由于行为能力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公共投资项目达不到预期目标；二是公共投资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效率低下，或者成本昂贵，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三是公共投资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也有较高的效率，但却带来事先预料不到的副作用。 　（一）第一层次委托代理关系 　第一层次委托代理是社会公众（纳税人）作为委托人和政府部门作为代理人的关系，通过“政治契约”进行连接。在这一层面，社会公众将财产所有权以税赋等形式委托给政府，由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政府投资供给公共物品。政府部门便承担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即主要受托经济责任。政府部门必须对高效运用公共经济资源，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承担责任，即对社会公共利益负责。 　市场失灵是政府实施公共投资项目干预经济的逻辑基础。但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因此，现实中不存在政府代替市场、解决市场失灵的简单规则。政府的内在缺陷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固有特征，都有可能导致“政府失灵”，从而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资源的最优配置，即第一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和公共部门的政治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公共部门中的人也是“经济人”，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总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获取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政府官员追逐私人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虽然明显地不符合社会利益，但对他们本人来说却合乎理性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所以，官僚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僚主义行为通常是给官僚主义者本人带来自身利益的一种最佳方式。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行为假设，揭示出政府和社会公众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政府官员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形式具体可以有：薪金、津贴、权力、社会地位、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度”、成就感等。这些目标在现实过程中并不一定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政府的行为目标不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实现预算最大化。这种以“外部”服务”“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借口，实际为“内部”自己服务的现象称为“内部性”。这一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