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docVIP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原文出处】江苏社会科学【 作　者 】李培林【原刊期号】2004/01【内容提要】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正　文 】 ? 1985年到2001年，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 20多个广州市“城中村”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村落终结的“理想类型”。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具有许多原型，我把这些原型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些特征和故事提炼出来，用这些来自生活的原始素材，像机器压缩饼干一样，压缩成“羊城村”和“羊城村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真实可靠的，但也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它去掉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细节。突出了那些与主题联系密切的线索。我采用这种村落理想类型的塑造方法，主要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土地崇拜和工商精神 ? 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大都市羊城，有一个平凡的小村落——羊城村。与深圳由一个小渔村迅速打造成一个现代大都市不同，羊城村正在演绎着村落终结的自然过程。在羊城，伴随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圈地扩张，地处城郊边缘的羊城村跻身进入都市的中心地带，成为一个“都市里的村庄”，而这样的村庄，在羊城有四、五十个。 像很多东南沿海地区的村落一样，羊城村人口密集而土地资源稀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羊城村的人口就达到近5000人，而土地只有4000多亩，人均不到一亩田。土地的稀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逼迫农民到土地之外寻求生路，当时离开土地从事商业等非农活动的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就达到20％以上。但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屡受少地缺粮之苦的羊城村，在重农主义观念的指导下反复推行保农运动，民间在“倒逼机制”下不断滋生的“工商精神”火种，往往尚未燃起便遭泯灭。 如今的羊城村，挤在高楼大厦快速耸起的羊城市区。走进羊城村狭窄的巷道，可以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前，在实在谈不上神圣之处的门槛的两边，点着两柱纤细的檀香，缓缓地冒着袅袅升腾的青烟，并透出淡淡的香味。据村民告知，这是敬拜土地神。其实在多数村民家里，都供俸着一个制作讲究的敬拜土地神的神龛，神龛的两边，是一副在羊城村里很流行的对联，上联是“土可生财”，下联是“地能出金”。 把土地崇拜与金钱崇拜如此直接地联系起来，并如此真率地表达出来，这是中国东南一些地区村民现在的普遍做法。在中国的北方或者长江三角洲地区，偏僻村落的农户，也往往喜欢挂比较儒雅的对联，对联的词句往往取材自圣贤之书或著名诗句，通常是出自乡村文化人之手，像这种直率表达对金钱喜爱的对联，是较少有的。 羊城村所处地区的民间崇拜，很少具有宗教的意义，多半是见神言好话，各路神仙都拜，所以那里的一些庙宇，常常是儒道释加上土地神和财神、关公一起拜。这也许是由于历史上这些地区处于中心帝国的边远地方，统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控制薄弱，地方主宰势力常常变动，百姓们为了安居乐业，不能得罪任何一路神仙，所以只要具有招财降福保安护家的实用意义，拜拜又何妨，管它是哪路神仙。 土地崇拜并不是羊城村村民特有的习惯和民间信仰，很多人类学家和农村社会学家都阐释过各国农民对土地的特殊情感以及赋予土地的神秘价值。但在广义的“农民”这个概念中，包含很多小的职业类别，如耕农、牧人、渔夫、猎人、樵夫等等，而崇拜之神往往与他们的维持生活所依赖的资源有关。土地崇拜一般是耕农的共同民间信仰，而牧人崇拜某种牲畜(如牛)，猎人崇拜山神，渔夫崇拜海神等，是更为经常的。 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土地崇拜，往往代表着一种对生命和生殖力的崇拜。古人云：“凡土之所在，人皆赖之，故祭之。”人们祭祀土地，是因为土地生长五谷，而对农耕文化来说，五谷丰登足生命和族群延续的保证。所谓“皇天后土”，通俗地说就是“天父地母”，“上天”代表着权威和权力，“土地”代表着生命和生殖力。 从北京地坛皇帝每年的祭土到寻常村落百姓家里祭祀灶土爷，都遵循着同一样的规则和理路。生长在一种文化圈中，想跳出这个圈子也难。在羊城村里的地摊上我搜寻到一本当地的旧县志，上面记载：“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