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本源上都是雌雄同体.docVIP

每个人在本源上都是雌雄同体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这个著名的“雌雄同体”的概念虽然有所突破，却把两性气质对立了起来，只不过强调的是它们的合作而非冲突罢了。 80多年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作演讲，主题是“女性和小说”，却因为身为女人，被拒绝单独进入图书馆，还被工作人员从草坪上赶了出来。于是，她在自己的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想了个明白：她所生活的年代，社会一直由性别划分为两个阶级，通往作家道路上的重重关卡，无不对其中的”第二性”征收天价的过路费。身为女作家，她对女性写作的条件提出了底线：要有每年500镑的收入，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斗转星移，新的世纪，不写作的女性都不会满足于此了。500镑和一间房没什么稀罕，伍尔芙式的念想却并未过时，女性创作者的底线依旧是钱和自己的房间――象征意义上的。一切都要尽量免受外界叨扰，好凝神调配精细而脆弱的诗意。这样女人才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艺术的形式记录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一样轻的覆着在人身上的生活。 就像同样在写作的编剧廖一梅反问的一样：“你对生活能保有什么样的态度呢?难道你就那样保持哭哭啼啼?”作为一个没办法否认自己性别的女性作者，活泼而不咋乎，聪明而不自得，坦率而不八卦，很有准儿又很稳当的她在写作过程中明白生活，写作被她称之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一个生活习惯和方式。”她会着迷于自己剧作《琥珀》中的偏执狂和花花公子，相信自己可以没有成见、规则，带着完整世界观，而否认真理这回事儿地去活着。与此同时，她也试图在告诉我们一个其实不再先锋的话题：每个人在本源上都是雌雄同体，身上兼具男性与女性的特征。“很多很娇小无力的女孩都会有果然、坚强的时刻。我没有那样一个概念，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也没有站在一个女人立场去思考过什么问题。创作的话，只消你理解人就足够了。” 一个男人在上个月民谣赈灾义演的中途上台念了一首聂鲁达的《逃亡者》，这个喜欢在不同场合以朗读者身份出现的男人就是孟京辉，也就是廖一梅的丈夫。廖一梅在一篇名为《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的文章中，提到了：“我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歌唱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被师长们视为捣蛋分子，现在也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在这样充满爱意的言语中，我似乎也只看到了她客观冷静而毫不娇嗔的立场。 爱情是廖一梅创作中截取最多的题材，“这个题材就是我最热衷的，我认为所有的爱情都是阴谋，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定，都是在试探对方的接受程度。”但廖一梅称她所写的那些“强烈的爱情故事”并非源于她的生活，“我和孟京辉的生活其实很枯燥，做的事和大家都一样。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都是学生，我觉得他的内心特别有力量，也很有能量。那些爱情故事都是虚构的，只是生活会给我很多感受和养料。我和孟京辉的性格很互补，我很锐，因此写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而孟京辉却很有耐力，能掌控局面。” 作为一呆悲观主义的花朵，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廖一梅将《恋爱的犀牛》和《琥珀》中的女主人公设定为同一种性格：爱得不管不顾，为了爱可以献出一切的极端女子。可以说有点“强迫症”。而廖一梅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也有点强迫症。”也许正因如此，她总能写下像诗一样的台词：“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可尽管悲哀，依然是我们知道的最美好的事。”当多数观众沉浸在廖一梅描述的感伤爱情故事中，她又会以一种冷嘲热讽的姿态出现。在《琥珀》的结尾，王珞丹用倾心的爱唤醒了深度昏迷的刘烨，刘烨却玩世不恭地说：“看，我又躺在你怀里了，我又得逞了。”这时，有的观众哭了，也有的观众笑了。廖一梅喜欢听到剧场里的笑声，她说这才说明观众看懂了《琥珀》的结尾，“爱能让人起死回生”其实不过是爱情的俗套。“生活中有的时候应该很严肃，而我就觉得可笑。这个戏只让观众哭是失败了，只让观众笑也肯定是失败了，就像生活中哭和笑也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孟京辉是当代戏剧导演中最对我胃口的，他的戏从最初的《阳台》开始我几乎每部都看了，对他的戏剧风格并不陌生。《琥珀》比较吸引我的，是孟京辉贱剧中一直延承的现代都市感，他的戏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和媒体关系的问题，给我感受挺强烈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已经越来越被媒体取代了，这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这句话出自另外一个女性创作者之口，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女性代表，她的作品中凸显着强烈的女性意识。 1988年，李少红独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银蛇谋杀案》，当时就被举报有18处暴力镜头。后来，有观众就猜想李少红也是一个凶悍的导演。其实，那些既带有古典传统又时尚独特的影视作品的风格，才像生活中理性温情的李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