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妇女杂志》(1915—1931)传播实践.docVIP

试析《妇女杂志》(1915—1931)传播实践[摘要] 《妇女杂志》是中国女性报刊史上历时最长的刊物，且在当时社会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妇女杂志》诞生于新旧杂陈的社会背景中，在商务印书馆对文化与商业的共同考量中历经了从保守到激进再到保守的话语变迁，建构起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女性和独立平等的“社会”女性两种女性形象，而其女性启蒙效果却乏善可陈。究其原因，《妇女杂志》所透出的女性启蒙图景处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虽然通过刊物出版传播了启蒙思想，但在民族救亡的历史浪潮中，女性启蒙终究只是镜花水月。  [关键词] 《妇女杂志》；话语变迁；形象建构；女性启蒙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5—0005—05 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中，在旧社会与新社会、旧制度与新制度反复博弈的漫长探索过程中，“启蒙”成为那个时代生动的注脚。在新旧冲突且交融的社会语境中，大众媒介承载起自由言说、知识传播、思想启蒙的重要功能，反映并加快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部分，妇女运动亦被纳入了议程，开始了女性启蒙的漫漫征程，而《妇女杂志》正是当时讨论女性问题、推进妇女解放的重要的言说空间。《妇女杂志》于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与发行，先后受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重大社会变革的影响而历经了多次风格变迁，并以极高的销售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稳坐当时女性出版物中的“第一把椅子”。可以说，《妇女杂志》的传播实践，使其成为那个时期女性形象、妇女生活状态、社会思想观念的鲜活见证。适因于此，本文将以女性主义作为主要理论视角，从语境、文本、传播效果三个层面来深入解读《妇女杂志》的传播实践。 一话语变迁：商业与文化的合奏 每一种媒介文本都是时代的产物，因不同的时代语境而演绎出独特的风貌。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所言，“每种媒介出现时，都面临了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它们形成了这种媒介在社会上特殊的采纳方式”。[1]《妇女杂志》的创办与发行，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正式走向了新旧杂陈的境地。政治上，伴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此起彼伏，近代意义的女权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其与近代革命互相交织，通过组建妇女团体、办报刊等多种方式来争取妇女教育、婚姻自由、妇女参政等有利于实现妇女解放的机会；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在上海等大都市，大众传媒业和印刷出版业与其他商业资本共存互促，其商业运作顺畅，规模也逐渐扩大；社会文化方面，民主、自由、平等等新思想得到传播，女权思想的萌芽亦以一种张扬却坚韧的态势向前演进。总之，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语境下，各种文化思潮先后涌现，此时，以大众媒介为阵地，思想宣扬、舆论建构的热潮一波一波地袭来，呼应着政治变革的发展。《妇女杂志》等近代妇女报刊的创办，无疑正是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呼应着当时妇女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诉说着近代女性的生活形态，为广大女性传达启蒙思想，从而建构出一个以“女性”为内容的媒介话语空间。 论及媒介话语，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妇女杂志》背后的传播机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上海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之一，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一直秉持着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化知识的精神格调，而这主要源于商务的领导者张元济的理念。张元济是翰林出身，一直坚守“文化救国”的精神追求，并将这种知识分子的追求贯穿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思想中，力求通过编辑出版来实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而同时，作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商务印书馆自诞生起就处于薄弱的民族资本发展环境中。尽管商务印书馆通过教科书发行、招登期刊广告获取了较高的利润，但只有始终维持良好的经济条件才有可能顺利地将其文化传播者的崇高使命付诸实践。于是，“这就给出版社赋予了两副面孔：一副是知识分子，另一副是商人”，[2]而《妇女杂志》当时的情形是“只要能确保一定程度上的销售利润，刊物的编排与内容，实际上都是由妇女杂志社的主编及编辑部来决定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987—1992）—我和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 在文化追求与商业考量的综合作用下，《妇女杂志》经历了多次主编更换，并由此形成了不同时期独特的刊物风格及其话语诉求。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5期胡勤：试析《妇女杂志》（1915—1931）的传播实践 从历时发展的视角来看，可将《妇女杂志》（1915—1931）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5年到1919年，期间主编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蕴章，女界名人朱胡彬夏也曾于1916年担任挂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