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中介组织预防腐败三维路径.docVIP

　　论社会中介组织预防腐败的三维路径 ———基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曾起郁 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及 其个人相互之间的从事协调、评价、联系等专业性 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是沟通政府、社会、企业、个 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1]。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 程中,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三股力量之一的社会中 介组织,可以成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承接载体, 承担起许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随着民主 进程的加快,社会中介组织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国 家廉政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制约腐败方面呈现 出不可估量的作用。无论是治理理论所勾画的“善 治”社会的美好愿景,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 由“一元主体”向“一体多元”社会转型所呈现出的 现代文明形态,无不涉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及其 对构建廉洁社会体系的重要作用。但是专家学者 也指出,廉政体系中的每一个廉政支柱发生倾斜都 可能会导致廉政神庙的坍塌[2]。转型时期,由于监 管机制的缺位与错位,对行政权力较强的依附性, 道德嬗变所引发的逐利价值观等缘故,社会中介组 织与行政权力共谋而滋生的腐败越来越频繁,已经 成为反腐败实践部门重点治理、重点监督的领域。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存在提出了腐败预防的命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权力与责任的重新规划与配 置,而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承接 体。显然,对社会中介组织预防腐败体系的合理建 构,并将之置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中加 以考量,特别是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合 理梳理“政-社”关系以达到社会中介组织的预腐 目标也是不容忽视的路径选择。 一、切断权力依附,铲除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的滋生土壤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采取的是渐进的变革模式,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权力的渐进释放。在这个时期,政府仍然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生存发展施加影响,实际表现为社会中介组织接受着更多的政府管制和行政权力依附。社会中介组织这种特殊的成长背景,时常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一方面,权力在社会中介组织的植入、输送或依附使得其常常与权力腐败结成了共生关系。转轨时期,由于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为了适应社会市场化需求而放权让利逐步催生的,权力脱钩并不彻底,受到权力寻租福利行为的影响,权力往往会向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暗中输送。按照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逻辑[3],只要社会中介组织受到权力的委托或代理行政权力的执行,滋生腐败便成为可能。目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中介执行人员相互勾结谋取私利、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部门违反规定擅自将行政权力转移到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并乱收费,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违反规定占用其收入用于滥发奖金福利补贴等,这些都是社会中介组织与权力腐败共谋的现实例证。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为了建构自身发展空间,获得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常常也会不自觉地采取寻租权力的方式,以获取权力的支持和帮助。社会中介组织的执业行为或经营活动一旦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就可能偏离“中间人”的角色。而受到权力支持和保护的中介,总会承揽更多的业务,甚至有时可以实现某个行业、某个领域业务的垄断,并从中谋取超额利润。与此同时,提供权力支持和帮助的部门或个人也随之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从而滋生共谋型腐败。社会中介组织对行政权力的依附一直是我国公共治理难以解决的顽疾之一。当前要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路径,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完成权力向公民社会的回归,打破社会中介组织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依附关系”。要让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行政权力彻底脱钩,才能使社会中介组织自觉参与到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机制的监督制约,促使其自我发展,实现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下的优胜劣汰,而不是靠政府行政权力和行业垄断生存发展(1)实现职能剥离。要大力推进包括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社团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制度改革,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改革社保、人事、财税政策,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中介性,以使社会中介组织能够以自身的名义、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履行公共管理中相应的职责[4]。要将那些应由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承担的职能从行政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由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来管理,实现中介活动与行政职能彻底分离。(2)实现权力退出。在对中介组织管理进行立法过程中,要对中介组织违反法律的惩戒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制定清晰可行的中介准入标准和严格的退出机制,明确行政权力的边界和行使范围,彻底实现行政权力与社会中介组织的脱钩。杜绝行政权力插手干预社会中介组织的事务,杜绝所谓的主管部门和挂靠部门出于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心,擅自违规将行政权力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通过它们来乱收费等。(3)实现公职人员回避。要严格限制现任政府官员、退休党政领导干部在中介组织任职。要避免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