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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进入司法判决基本策略探究 　　　 本文选自中南大学学报，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近年来发生的许庭案、药家鑫案及李昌奎案等均引发人们关注和热议同一个问题，即司法判决该不该考虑或接受与案件相关的民意？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持中庸观点者也有之。然而，民意是什么呢？陈林林教授认为：“公众意见（民意）是指民众对有关社会问题或事件所持的见解、态度或愿望，属于社会意识中的表层意识，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代表了特定社会、群体、阶层中的人们意见、要求、愿望的分布状况或综合。”[1]笔者认为，民意是指特定社会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对特定社会问题或事件所表示出来的观念。因此，民意具体表现为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共识、主流意识形态、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 　在解决司法判决该不该考虑或接受与案件相关的民意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解决的是，民意进入司法是否原本就有法律依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争论司法该不该考虑或接受与案件相关的民意，就纯属费时耗力，毫无必要。因此，笔者拟从法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以及法律解释三个视角，论证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原本就是民意进入司法判决的基本依据。 　此外，本文的关键性概念是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所谓不确定概念是指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谓一般性条款是指在一部制定法中起指导 　性作用，其所调整的对象相对一般法律规范而言十分宽泛的法律条款。正如王利明教授说：“不确定概念是作为与确定概念相对应的术语被提出来的，是指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广泛不确定性的概念，例如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合理期限等。”“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能够概括法律关系共通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条款。”[2]（421， 429?430）杨仁寿教授也认为：“另有些条项，仅就原则的概括规定，必由审判官于具体案件中公平裁决，其规范功能始能具体显现，称此为概括条款。[3]（179） 　一、从康德哲学视角看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性条款与民意的勾连 　康德早期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是，在1775年阅读了休谟的著作后，他从理性主义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所谓独断论，是指理性主义者对人的认识能力未加批判就断定理性认识能力可以穷知一切事物。相反，英伦三岛的经验主义，尤其是休谟的不可知论在对人类认识能力未加以批判之前却只承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康德认为这两种认识论都是不正确的。只有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彻底批判并详细揭示其能与不能，才能确定人类认识的起源、范围和可能性。[4]（314?319）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客体是物自体与现象世界。而物自体指三个层面的内容：作为感觉来源的自然界；为理性所不能把握的超感性对象，如上帝、灵魂等；人类永远不能实现的目标。在康德的认识论里，人类知识有两个来源：其一，人类感官因受外界事物的作用而产生的感觉经验；其二，人类先天具有的认识能力，具体指的是人类内心固有的时间、空间观念和包括质、量、样式和因果性在内的十二个范畴。[5]（738?767） 　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环节。感性指一种借助于经验形成感性直观的知识的先天认识能力或感性直观形式。[6]（278）在感性环节，感性把物自体作用于人类感官形成的杂乱无章的感觉进行整理，形成感性对象。但是感性对象是孤立的，彼此之间并无联系，因此没有规律可言。知性指一种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使之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先天认识能力。[6]（278）在知性的认识环节，知性把感性对象联系起来并使它们之间具有规律性。因此，在知性环节，感觉经验得以形成，借此形成现象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是一位可知论者。 　理性指人先天具有的一种要求把握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的能力，即要求超越“现象世界”去把握“自在之物”的能力。[6]（279）在理性的认识环节，理性把认识绝对的无条件的知识作为它的目标，但是在现象世界里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此，理性要达到其目标就不得不超越现象世界，去把握物自体。但是理性除了知性以外，没有别的工具，因此，理性永远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在这个方面，康德则是一位不可知论者。 　在康德的认识论里，人的认识能力不仅不局限于感性认识，而且可以超越感性认识进而认识现象世界。但是，人类的认识能力不可能超越现象世界把握物自体。因此，在康德看来，在知性的范围内，人类运用先验的范畴为感觉世界以外的事物立法是可能的，但人类的认识能力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的事物。由此可见，康德并不放弃欧陆传统的理性主义思想，认为人具有先天知识。但是，他又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即人类只能认识现象世界，永运不能认识物自体。[7]（243?263）换言之，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认识能力制订民法典，但民法典不可能提供所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