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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上）（之一）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中华法系素有重刑轻民、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发达的刑律制度和律学研究孵化了丰富的刑法思想。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在中国出现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情。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脉络，我们大体上将其界定为清末的开端时期、民国的初创时期、50年代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发展时期。本世纪初期，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了全面的改制和修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翻译日本刑法为开端，引进、移植了西方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传统的刑律学研究开始向近现代刑法学转变，现代刑法学的进程由此开端；民国时期，进一步介绍、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说，以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刑法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50年代，随着苏联刑法学理论的大量输入，中国刑法学由仿制德、日到学步苏联，中国刑法学由此脱离了大陆法系刑法学的窠臼，而转型为社会主义刑法学。60年代至70年代末，随着法制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蔓延，社会主义法制遭受严重破坏，中国的刑法学研究渐趋停滞，以至被迫完全中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97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颁布实施，中国的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鼎盛时期。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的刑事立法进一步完善，刑事司法进一步加强，刑法学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围绕刑法典全面修订而展开的气势恢弘并且具有相当深度的理论争鸣和立法研讨，使刑法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律顾问后，参与起草了《大清新刑律》。同时还在京师法政学堂讲授刑法，所用教材是讲授日本刑法的讲义。冈田属于旧派刑法学者，主张报应刑论和自由意思论的犯罪原因论。）为修律顾问。在沈家本看来，“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律例》，于1910年5月颁行《大清现行刑律》。 与此同时，又于1906年开始起草新刑律，历时六年，七易其稿，于1911年1 月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 　包括有期和无期）、拘留和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基本上确认了死刑惟一说，对一般罪行仅适用绞刑一种死刑方法，只有犯谋反、谋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重罪条的，才能适用斩刑。同时，对戏杀、误杀、擅杀由绞候改为减死之罪。同时，还仿照德国刑法，对幼年犯不用刑罚，而改用惩治教育；等等。 　　　王觐（注：王觐：（1890—19？）法学教授。字漱频，湖南浏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后入研究院研究刑法。回国后，历任河北大学法科学长兼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朝阳大学教务长等职。著有《法学通论》、《刑法分则》、《中华刑律论》、《中华刑法论总则》（三卷）等。）是主观主义和目的刑论者，他早年留学日本，师从主观主义和目的刑论的大师牧野英一博士，学成回国后长期从事法学研究与教育工作。他对古今中外刑法学说之论述及其沿革，“博习淹通，精微洞见”。他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传统说法，认为社会日益复杂，民德日益衰微，礼教虽是国粹，但要纳国民于轨物之中，还不能缺少法治。司法官尤应深入学习刑事法律。指出：“齐民之术，非刑莫彰，明耻之道，非刑莫效，用轻、用重、用中，今世执法者，尤宜于斯学加以详审。”（注：王觐：《中华刑法论总则》序。民国19年4月改订增补三版印刷。 ）他的代表作是依据《暂行新刑律》而著的《中华刑律论》。该书“自以总则问世，上卷销行，未及四载，版凡五易，中下卷仅两年，版凡三易。”1928年《刑法》颁布后，《中华刑律论》重加修订，更名《中华刑法论》。《中华刑法论总则》在介绍、评析西方刑法学说的基础上对诸多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论证。王谨的刑法思想集中于以下诸方面：（1）为刑法正名。 王谨认为规定罪刑之法曰刑法或刑律。“刑法者，对于犯罪行为，附与刑罚法律的效果之法规也。”而古往今来，“东西各国刑法，对于罪刑性质，未能辩明，往往有偏而不全之弊，多定刑而不定罪，实则刑罚法也。现行刑法以罪为刑之条件，以刑为罪之法律效果，比之旧律，严格命名，必称之刑罚法，始为臻当。”（2）主观主义的刑事责任理论。 他认为民事责任之本质在于损害赔偿，以填补因不法行为所生之损害，恢复社会正义为目的；而刑事责任在于损害预防，对于有损害发生之危险者加以排除，防患于未然，藉以维持社会正义。科刑之标准以危险大小而定，指向未来。故民事责任之成立以客观实害的存在为要件，而不问故意过失之有无；刑事责任则以故意为要件，过失以不罚为原则，应罚者，其例外也。可见，他是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论及刑事责任问题。（3）相对罪刑法定主义理论。王谨对罪刑法定主义和罪刑擅断主义之得失进行了理论评判。他认为擅断主义能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司法官素质高，易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