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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建构 　　　论文关键词：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司法救济 　　论文摘要：强制侦查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但实施不当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以有效减少这种可能的侵害。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其可行性，既要从审查方式来考虑，又要从司法救济来着眼，以确立强制侦查措施实施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合理界限。 强制侦查是相对于任意侦查而言的。强制侦查缺乏必要的限制就有可能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身体健康或隐私权等，这与人权保障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因此，在肯定强制侦查对打击犯罪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应对强制侦查的力度和范围施以必要的控制，以求在打击犯罪上实现它的功能最大化和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上的最小化。我国强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预示着司法审查制度建立的必要性，而其可行性则来源于发展着的司法实践以及法制状况。 　　一、我国强制侦查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立法使强制侦查还停留在静态层面的话，侦查实务则实现了它的动态化。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强制侦查的实践图景。强制侦查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与侦查实务当中。 (一)未对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进行明确法律界定，为强制侦查的滥用打开了缺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学界通说认为，所谓“专门调查工作”，是指《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八节规定的程序，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和通缉。所谓“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是指为保证专门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机关在必要时采取的诸如强制搜查、强制扣押等强制性方法，以及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毁灭罪证、串供等而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如取保候审、拘留等川。显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无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的区分，这使得几乎所有的侦查措施都带有“强制”色彩。 (二)未对一些常用的强制侦查手段进行明确的、适当的法律规定，无形中扩大了侦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谓“技术侦查措施”，通常是指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拦截、监听通讯，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2〕。这些侦查手段也经常用来进行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利用计算机进行的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及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读职犯罪的侦查，但对于何种犯罪采用何种侦查手段以及使用程序等问题并没有相应的明确规定。 (三)未对强制侦查的司法授权程序进行明确规定，强化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单方面追究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过程中，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检察机关批准以外，采用其他任何侦查措施，都不需要另外的国家机关批准，而一律由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按照内部审批手续做出决定;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除不能直接使用通缉措施以外，对其他侦查措施的使用，也只需要履行一下内部审批手续即可。虽然侦查机关内部也有比较严格的审批手续，但是毕竟审批权在本系统之内。出于完成侦查破案、查明犯罪事实的需要，侦查机关通常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权力。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的只是“审案”的角色。至于强制侦查措施的使用，在立法上根本不属于法院的审批权限，在实践中也就不可能由体制上尚不独立的法院来审批。在此情况下，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人格、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将由于侦查机关的“认定”而难以保障。 (四)未对违法侦查的司法救济在程序层面和实体层面上进行全面规定，使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不能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 实践中，违法侦查的结果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进人庭审程序，并且成为有罪判决和量刑的根据。由于侦查机关的权力太大，侦查活动大多又是秘密进行的，违法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违法搜查或扣押、违法取证等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违法侦查的受害人如何寻求救济，长期以来在我国立法上没有适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违法侦查所获得的证据，特别是非法搜查、扣押、监听等获得的证据，能否用作指控犯罪的根据，法律上也无限制性的规定。这就使得公民的合法权益缺乏程序上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程序的缺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体权利的损害。虽然我国的法律在实体救济方面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并在刑法中也规定了相关罪名，但实际上国家赔偿制度对违法强制侦查的赔偿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很多被违法强制侦查所侵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实体上的保障。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