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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民法典？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 就民法典编纂及《民法总则》草案的相关话题，《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薛军。 　王利明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王利明长期致力于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起草和研究工作。 　薛军 　从1997年开始，薛军一直致力于罗马法的研究，2005年薛军取得意大利罗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薛军教授著有《批评民法学的理论建构》，发表涉及民法典编纂的论文二十余篇。罗马法的民法“始祖”地位不可撼动，罗马法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始终在法律制度构建和法律精神传承上影响着现代人。 　民生周刊：《民法总则》在民法典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王利明：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应当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因此，《民法总则》的制定将极大地推进民事立法的体系化进程，尤其是《民法总则》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强化了私权保障，使其真正成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 　薛军： 　民法典采取“总”分”的结构模式，由总则与分则组成。总则就是这里所讨论的《民法总则》，分则包括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内容。《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括性、一般性的规定，对于分则的内容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民法总则》所规定的民法调整范围、民法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体系、法律行为等内容，对民法分则的具体制度都具有重要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民法总则》统领民法典的全部，是民法典的支柱与灵魂。但民法典分则的规定，由于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所以对于司法实务来说，分则的内容也同样重要。 　民生周刊：《民法总则》相对于现行的《民法通则》有哪些重要的突破，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何影响？ 　王利明： 　距今约30年前制定《民法通则》时，互联网时代的一些问题还没出现，也不可能对此做出规定，所以这次《民法总则》专门规定了对个人信息、對隐私、对数据的保护等等。 　特别是《民法总则》在构建民事权利体系的同时，对《民法通则》的很多制度都做了进一步完善。举个例子，关于诉讼时效，过去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只有两年的诉讼时效，从全世界范围看，两年较短，这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利，所以草案将诉讼时效延至三年。 　还有，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角度看，草案首次在法律上使用了“平等”二字，这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物权法》虽确立了平等保护原则，但没有出现公私财产平等保护的表述。草案则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彰显了民事法律“私权平等”的价值取向。 　草案还有很多新增内容，而现行《民法通则》没有，例如增加了对胎儿权益的保护，弥补了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过去，胎儿尚未出生，它的权益如何保护，法律没有规定，这不一定对胎儿有利，比如涉及继承时，要不要给胎儿预留份额。 　再如，草案增加了习惯可以成为民法渊源的表述，也即，草案规定有法律则依法律，没有法律依习惯。因为社会生活纷繁复杂，法律规定总是有限的，很多民事案件可能找不到法律规定，而允许法官援引习惯判案，使得民法更接地气。 　另外，草案明确了对紧急救助行为人的保护，紧急救助人只有具有重大过失时，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起到了鼓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作用。 　《民法总则》还有很多亮点，如：规定了遗嘱监护、意定监护、临时监护人制度以及监护人的撤销制度，等等。 　薛军： 　《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在性质上存在差别，二者所涵盖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因此不能把《民法总则》简单地看做是修正版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实际需要，在1986年制定颁布的一个类似于“简明民法典”的法律，其覆盖范围比较全面。随着中国民事立法的发展，在此后的30年里，制定和颁布了《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民法通则》中的相应内容也逐渐被这些新的立法所取代。但在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上，《民法通则》的规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制定《民法总则》，针对民事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和诉讼时效制度，做出了更加系统与完善的规定。相比于《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在胎儿的保护、自然人行为能力、监护制度等方面有新的规定，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新的规则更加贴近实际的需要，更加合理，也更加人性化。 　民生周刊：《民法总则》表决通过后，《民法通则》是否应该废止？ 　王利明： 　《民法总则》通过后，立法机关已经表明《民法通则》继续有效。虽然《民法总则》是在《民法通则》基础上制定，但《民法总则》未能涵盖《民法通则》的全部内容，如果废除了《民法通则》，不符合社会生活需要。 　薛军： 　《民法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