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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问题及解决策略分析 　未成年人是国家之希望、民族之未来。百年前，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先生即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然则现实社会中，未成年人犯罪①问题自工业社会以来，一直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公害之一，我国亦然。就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与司法实践言之，由于未有不同于传统刑法之少年司法制度，往往使得在对未成年人刑事追诉问题上呈现出理念与实践的错位与悖论。现在的司法实践很难将年幼无知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定罪量刑有所区别，无法真正体现对失足未成年人拉一把而非推一把的科学刑事政策。究其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事具体办案的基层公安司法机关不可能违背国家法律来处理案件，也不允许突破现行的法律规定进行所谓的“改革”和“探索”。故此，本文的研究主旨即在于在我国没有独立于成年犯罪司法体制下，如何跨越鸿沟，如何协调理想价值理念与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处理的矛盾。针对现阶段法律不完备，立法又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而未成年人刑事实体法审理中又不能没有法律来明确和加以规范的现实，制定司法解释是切实可行的明智选择。[1]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往返于规范与现实之间”，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一、脱困管道：未成年人犯罪中司法解释功能之检视 (一)司法解释是“解套”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困境的有效工具 相对稳定的法律面对千差万别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时常显得捉襟见肘，法律的这种尴尬，根源于成文法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等局限。成文法的这些先天不足的局限性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即法律是由具有有限认识的人制定的，故其必定会受到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的制约，且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并要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然而，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时常变化，法律与社会不和谐性是固有的。应该说法律最贴近生活和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时候是它被刚刚制定的时候，但即使此时的法律也不能完全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当法律适用者将法律运用于具体案件时，才会发现适用法律的结果不是立法者当初所设想所追求的结果，或者立法者根本对遇到的案件毫无预料，或者立法者的表述无法被准确把握，或者立法者早期制定的法律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生活。[2]这种困境，在我国刑法规范与未成年人犯罪认定之司法之间更显突出，其必须经过后天的矫正和弥补，而矫正与弥补的有效工具是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来给这种窘迫和尴尬的局面予以“解套”。 (二)司法解释是通往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稳妥务实之管道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使有关对稳定性的需要和变化的需要方面这种互相冲突的要求协调起来。我们探寻原理，既要探索稳定性原理，又必须探索变化原理。关于少年司法制度之发展与完善，目前的研究更钟情于强调对法律立、废、改的及时性以及适当“超前”立法的层面上，而忽视了司法解释在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依唯物辩证法之思维观之，任何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司法解释对法律发展的作用，也就是探索少年司法制度创生的客观规律。若把立、废、改比作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质变的话，那么司法解释就是这种质变前的量的积累。可以说，司法解释是通往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稳妥务实之管道。因为，虽然制定有别于成人刑法的独立的少年刑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的愿望固然令人神往，但是一部法律的制定绝非朝夕之事，需要经过立法动议、立法提案、草案论证、法律公布等一系列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更遑论整套的司法制度体系的诞生。而我国司法解释的机制却可以通过灵活务实且针对性极强的司法解释，为在社会生活的汪洋大海中奋力捕捉立法信息的立法者准备精心提炼的资料和提供可行实用的立法依据，为其顺利诞生充当探路架桥的“先锋”作用。 (三)司法解释是彰显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终极关怀的科学路径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一直“竭力倡导与构建以一种现实社会关心与终极人文关怀为底蕴的刑事法学研究模式”。[3]诚如斯言，刑法乃善良公平之存在，是为着人的幸福生活而不辞辛劳、孜孜以求地工作着，刑法应当体现出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这种适用对象具有广泛性的刑法关怀在时间上说可分为事前预期型和事后惩处型，而较为浓烈地凸现刑法对人、对人性的关怀品味的应是前者。”[4]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刑法关怀的内涵就是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少年司法制度之宗旨，就是以保护未成年人成长为福祉与依归。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关怀路径有二，也即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在刑事立法中，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关怀只是一种静态宏观而无法触及的抽象关怀，而生活在动感社会中的未成年人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