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再讨论.docVIP

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再讨论 　 内容摘要：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法益的一种特殊立法表达形式，将一般人格权理解为权利是理论对实践的误读。用人格法益来理解一般人格权的本质将有助于理解一般人格权的功能及其与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不是概括与决定的关系，而是拾遗与补缺的关系。 一般人格权是二十世纪中叶出现的一个权利概念，其立法形式首见于《瑞士民法典》，继之在世界各国的私权理论、民事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利形式，该权利形式的出现成为现代社会对人的价值高度尊重的一种立法表征，也成为了现代民权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私法上重要展现。因此在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法典化的进程当中，无论最终的法典文本中是否存在一般人格权或者以何种形式规设一般人格权，关于一般人格权的理论铺陈以及经验总结都将成为立法前夕的一个重大议题，这一现象自然也在我国当下的民法典立法热潮中出现，而且成为了一个事关体系与结构的重大问题。从目前主流学说来看，无论是对人格权单独成编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对于我国未来民法典应该设立一般人格权条款这一问题似乎争议不大，几成一边倒之势，笔者对此也无意反对。然而在这些分析论证中都预设了一个似乎”毋庸质疑”的理论前提，那就是一般人格权乃属于权利之一种，因此按照权利体系构建的民法典当然应该给一般人格权预留相应的位置。然而，这一命题是否真的就是毋庸质疑呢？笔者颇不以为然！本文试图揭示的就是，一般人格权虽称之为”权利”，然其并非权利，乃属于法益的一种特殊立法表达形式，一般人格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种分离！ 对这一命题的证成必须首先从权利与法益的概念区分着手，进而定位一般人格权在人格权体系中角色，并界分其与具体人格权之间的关系，才有助于在一个自足的理论体系内对一般人格权的本质做出圆融自洽的解说。 一、”权利”界定：一个前提概念的交代 “权利”一词，并非自古有之，东西方法律文化概莫能外。梅因爵士说”概括的权利用语不是古典的，但法学有这个观念，应该完全归功于罗马法。”[1]在罗马法中，虽然也没有确定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分类。但是罗马人却以法律来支持凡是正当的事情，在观念和技术上把问题都引到权利概念上来了。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由社会生产方式所推动和分析法学思潮的兴起，法定权利与义务成为社会生产、交换和社会秩序的机制，”权利”被作为法律（法学）的基本概念总结出来。[2];”权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对法律生活多样性的最后抽象”。[3]因此对于本文的权利概念所要做的第一个限定是，此处所指称的权利是指法律权利，对于道德哲学所言的纯粹道德权利不纳入本文的权利讨论之列。 从权利概念的诞生之初，关于权利的本质的争议就一直未曾停止过，这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因此，有必要对本文中所要探讨的权利概念究竟采用什么学说做一个交代，它将成为本文论证全过程的一个逻辑起点。在关于权利论争中，众说纷呈，择其有代表性观点的而言之，主要有：萨维尼的意志说[4]、耶林的利益说[5]、梅开尔的法力说（法律力量说）[6]。这些学说似乎各持所见，相持不下。中庸调和不独是中国人的策略，拉德布鲁赫对于权利本质的纷争也做了一个调和性阐述：”人们习惯于既不把它作为法律赋予的意志力量又不（如耶林）将其作为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去理解：两种描述都是正确的，前者是就权利的法律实质而言，后者则是就权利的前法律实质而言；前者是就法律后果，即立法者通过权利的赋予而产生的后果而言，后者则是法哲学动机，即在授予权利时指引给立法者的动机。”[7]这种将意志说和利益说两种观点的折衷调和的看法似乎显现了拉氏对于”法力说”的倾向性支持。事实上，法力说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成为通说，在我国大陆地区也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成为了主流学说[8]。法律力量说对于权利的界定也成为本文进行后续讨论的一个逻辑前提。 按照权利的法律力量说，法律权利被认为是由特定的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两种因素构成的，特定利益为权利的内容，法律上之力为权利的外形。这一对权利本质的把握可以将权利和一般利益、以及法益相区别。 第一，法律之力是权利的外形。尽管利益是权利的最基本和主要的因素，但是只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才能称之为权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权利和一般的利益概念相区别。 第二，权利是以特定利益为内容的。此处所谓的”特定”利益从法律技术层面可以理解为已经类型化的利益。这种利益的特定性将权利与狭义上法益[9]区别开来。法益是一个社会的法观念认为应予保护的利益，但这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乃是一种概括的、不确定的利益，不具有具体的权利形态。 因此，在我们按照受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同对利益做三个层次的界分，也就是所谓一般利益、法益、权利，三种利益形态受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