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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市民社会及民法互动关联 　 论文 关键词:市民社会 政治 国家民法 　　论文摘要:市民社会与民法的关系是近年来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通过一种历时性的理论考察,能够揭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孕育与推动了民法的成长与丰富;民法规范与保障了市民社会有秩序的自由 发展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民法的影响,以及民法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平衡作用。 编辑。 　　据有关学者考证:“民法一词来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civile),为与万民法相对立的体系,后经最高裁判官的作用,两者融合。大陆法系各国皆沿用了市民法的指称。……因此我们看到,哪怕在 现代 西方国家,我们所说的民法,也是被称为市民法的,指作用于市民社会的法。”[1]由此可见,民法是与市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法。笔者试图通过历时性的一种理论考察,在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中,透视出市民社会对民法发生的作用和民法对市民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时揭示在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互动关系中,民法所发挥的最为基础的调整作用是不容替代的。 　　一、孕育与推动:市民社会之于民法的作用 　　人类 历史 上第一位明确了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含义的是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政治理论家西塞罗。他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由此可见早在古罗马就有了区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结构,就有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野。罗马人将这种公私分野表现在 法律 上便是影响至今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其中,他们把调整私人利益关系的法律称为私法;把调整公共利益关系的法律称为公法。所谓的私人利益关系就是市民社会;而所谓的公共利益关系就是政治国家[1]。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当时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揆诸史实,罗马市民社会的兴起也促进了罗马私法的发达。古代罗马社会是奴隶制商品 经济 最发达的社会,商业的发展催生了商人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商人阶级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由于当时的市民社会在国家的“监护”下尚未获得充分的发展,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猖獗,罗马人试图通过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阻隔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侵扰。同时“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无疑会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与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此时罗马社会上借贷、抵押、租赁、动产与不动产的买卖已广为流行,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因经济往来而出现的纷争已愈演愈烈,这一切都需要相应的法律原则和制度来加以规范和调整。罗马法正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才有可能有的放矢地对商品经济中最本质的关系作出规定”[3]。因此,繁荣的古罗马奴隶制商品经济使得商人阶级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商人阶级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商业习惯。罗马法正是通过不断汲取新形成的习惯,并上升为规则,促使自身完善的。 　　“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力量日渐强大,政治思想家们的注意力逐渐从研究作为一种文明社会的城邦或共和国转向研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试图解决这二者各自的权限问题,教会理论家和帝国理论家分别为教会和王国所应拥有的权力进行论证,原来用于描述城邦和共和国生活状况的市民概念被废而不用了。”[2]公元476年,随着日耳曼民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被推翻,原有的繁荣也被打破,西方历史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商人在道德上受到谴责,在经济上受到封建领主的层层盘剥,同时还要承担着商业旅途中被骑士抢劫的风险。曾经被古希腊人视为文明象征的城市也成为了强者施加暴力和不断劫掠的对象,遭受着荏弱带来的恶果。总之从“5世纪开始一直到封建组织全面完成,市镇的形势真是江河日下”[4]。此时的市民社会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发达的罗马私法也随之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粗燥、野蛮的日耳曼习俗法。这一切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开始发生了变化。尽管基督教会“继续用圣保罗的话教诲人们贪财是万恶之根”[5]411,但实际上当时的天主教会不仅不谴责金钱或财富本身,而且确确实实地鼓励人们去追求财富,这样不仅使商人们摆脱了道德上的束缚,也为商事交往创造了宽松的舆论环境。作为商人主要活动地的城市也获得了重视,再次显示出了活力。商人阶层的不断壮大,城市的不断兴起,促使了市民社会的繁荣。此后出现的市民阶级争取获得城市特许状,取得自治地位,就是市民社会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市民社会的重新兴起相伴随的是罗马法的复兴。而当时罗马法的复兴“正是对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以及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的反应”[6]。尽管复兴的罗马法以及教会法中的商事规范为当时的经济交往提供了解决冲突的规则,保障了商事活动能够安全、快捷、有效地进行。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法律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此时另一重要的法律——商法在商人阶级的经济往来中逐渐形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