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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强制执行公证业务中若干问题 　 强制执行效力是公证所具有的三个基本效力之一，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有利于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避免因诉讼、仲裁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且实现债权的成本低，因此越来越受到债权人的重视和应用。近几年，各地公证处办理了大量的强制执行公证的业务，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由于公证立法的滞后和理论上的不足，在强制执行公证业务中的一些问题一直争议较大，这给实务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就强制执行公证业务中的若干问题作一粗浅地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排斥诉权 公证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后，意味着债务人同意放弃诉讼救济途径，但是否也意味着债权人也必需放弃诉权？ 二00一年十二月二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青海省西宁市花园南街房管所等与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1），在此案中一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是公证证明文书，法律赋予当事人可以享有凭生效债权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时，并不排斥当事人以同一诉讼标的直接向人民法院行使诉权。当事人依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有选择权。为此当事人并未丧失胜诉权或在程序上无诉权。”二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依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再行诉讼，是债权人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此案的公布是最高人民法院用判例的形式明确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依然具有诉权。 对于此案，西北政法学院民事诉讼法教研室的董少谋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排斥另行诉讼的法定效果，理由有三：1、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可以作为执行根据的。作为债权人己经通过公证程序取得了执行根据，因此，就不能另行寻求诉讼程序再次取得执行根据。2、债权人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的法定申请执行期间内申请强制执行，这说明债权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债权人享有的权利也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债权人不能另行通过诉讼程序重新确认公证机关已经确认了的债权。3、从法学原理上讲，当事人申请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是以放弃诉权为前提条件的。因为，诉讼的目的是通过审判程序来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取得执行根据。而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效力就是对债权的一种国家确认，其本身就是一种执行根据。也就是说，当事人不能在同一实体法律关系上设立两个程序法上的效力。二者非此即彼，公证机关赋予了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力就必然使诉权不再发生。（2）董少谋先生并建议在公证立法中对此应以明确。（3） 对于上述问题争论多年，一直没有定论，今年由全国公证员协会组织编辑的公证员岗前业务培训和业务考核的基本教材《公证员入门》一书中写明公证机构在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时的审查要点之一为“在债权文书中应明确约定，适用经公证强制执行的条款即不再适用诉讼或仲裁解决争议等条款”（4），在《公证员入门》一书对此问题给予了明确，这起码表明了在公证界的决策层对此问题在理论上已达成了共识，书中明确了在公证实务中也应按此办理。 公证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后，意味着债权人需放弃诉权，公证界对这在理论上予以认可，可在实务也要求按此操作，笔者有不同的意见。 诉权，就是指当事人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依据。（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诉权，只有在同等效力的法律有禁止规定的情况下，才能禁止当事人行使诉权。在我国法律中，明确排斥诉权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而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债权人没有诉权，那么就不能随意禁止它，仅凭公证界对此在理论上的认可去禁止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显然是错误的。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青海省西宁市花园南街房管所等与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的判旨，“对于当事人而言，是依公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还是再行诉讼，是债权人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在法律不禁止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情况下，就不能禁止。董少谋先生建议在公证立法时对此明确，显然他也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来禁止当事人的诉权。既然公证界在理论上已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将此在公证立法时给予确认，遗憾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6）中对此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