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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治理中社会参及探析 　　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公平原则是在承认广大民众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教育服务，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现代教育治理社会参与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时代发展的挑战，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标志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从英美发源并逐渐席卷全球，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全球政府改革浪潮。 　　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在教育治理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在认识到政府不是供给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唯一主体后，许多国家在削减公共开支、压缩政府规模的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在内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但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教育改革，在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和效率、增强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特别是对教育公平、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各国开始反思教育治理中狭窄的二元思维---政府与市场，探索一种新的机制以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参与在教育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今天，不管政府承认与否、愿意与否，社会参与已经成为现代教育治理中的一部分，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矛盾的解决以及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公平的保障都离不开社会参与。 　　一、教育治理中社会参与的必要性 　　社会的变迁、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带来的其他规范性价值的转变，意味着教育管理者以及政府内外的领导者都必须认识到，在现代教育治理中，必须让家长、社区、非营利组织、其他公民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社会参与对于公共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公平保障以及提高政府教育管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教育行政的回应性。20世纪60年代后期，外部的批判和公共教育行政普遍存在的官僚回应性缺乏的现象，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公共教育行政中的社会参与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首先与对“政治与行政二分论”的批判和反思密切相关。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并不像二分论所设计的，行政管理者仅仅局限在公共政策执行的角色，相反，他们经常介入公共政策的制订。在实践中，要在政策制订和政策执行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限也是十分困难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对“政治与行政二分论”的反思和批判，从理论上证实了将教育行政管理者隔绝于政治和公民的观念之外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要想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解决普遍存在的官僚回应性缺乏的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参与，这也是行政合法性的要求。 　　“行政合法性要求政府积极地向公民负责，这是政府出现的原因。责任要求发展一种共享价值观的解释体系，这种体系必须由官僚和公民在真实世界的情境中而不是在主观假设下共同发展起来。换句话说，拥有合法性的行政国家必定要根植于积极的公民参与文化环境中。” 　　其次，社会参与有助于保障公共教育服务公平。显然，公平不等于同等对待，公平供给也不是同等供给或者标准化供给。原因在于，公民彼此之间事实上并不一样，而且他们的性格、需求、喜好和背景也迥异。所以，如果在公共教育服务中采用绝对标准化的、无差别的同等对待，就会产生不公平。特里·库珀(TerryL.Cooper)进一步分析了同等对待和标准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即“在这种标准化的影响下，不公平通常在公共组织的实践中被制度化”.“因为标准化方法的采用，越来越成为对某一群人(通常是人口中的主体人群)有利的主要原因。结果，所谓的标准化公民服务调查通常就是有利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的准则作为所有公民的共同标准。 　　公共教育课程的设置也以此假定为核心，即有利于英语世界的、核心家庭出生的中产阶级的后代。 　　房屋住宅法同样把理想化的、时兴的建筑结构当作标准，而对与此不同的情况以及老式居住区的要求抱有偏见。”[2] 　　由此可见，公共教育服务供给的公平原则并不是同等对待，不是无视学生、家长及其他民众的多样化教育服务需求，而是在承认广大民众多样化需求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教育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要实现这样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就需要社会参与，只有这样政府才能了解广大民众的多样化的需求、喜好和愿望。而且，由于不同的学生、家长、社区以及其他公民个人在公共教育服务上的需求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政府拥有一套能够促使社会性力量对组织机构决策施加影响的制度和技术，增加他们对公共教育服务需求的表达渠道。 　　最后，社会参与有助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教育的有效治理。事实证明，富有积极能动精神的社会性力量不仅是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更是与政府一起供给公共教育服务的合作伙伴。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公共教育政策要达到所期望的结果，那么家长、社区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