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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金融中若干法律问题 　 　　【摘要】生态 金融 ，在这里是指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的货币资金信用活动。对生态金融中的如碳金融、天气衍生品、巨灾风险证券化、债务环境互换、国际借贷中的环境标准以及环境投资基金等一系列问题从 法律 视角去进行研究，对于金融法的 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毕业论文 　　【关键词】生态金融；碳金融；天气衍生品；巨灾风险证券化 论文代写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金融 电子 化大背景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从国际项目贷款中环境标准的出现，到天气金融衍生品与巨灾债券的诞生，再到碳排放信用交易的风行，金融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的“生态化” 与生态的“金融化”日趋明显，生态金融的概念应运而生。所谓生态金融，或称环境金融，在这里是指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的货币资金信用活动。它是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下，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环境保护相融合的产物[①]，是生态 经济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律的视角对生态金融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不仅可以合理引导我国生态金融活动的健康发展，也能为我国未来生态金融立法提供理论 参考 ，促进金融法的发展。目前，我们认为国际生态金融活动中主要有以下法律问题值得关注。 毕业论文 　　一、碳金融中的法律问题 毕业论文 　　所谓碳金融（Carbon Finance），指的是为减少温室气体（以CO2主）排放，围绕温室气体排放信用额度而产生的交易以及投资活动。按标的物产生的途径，碳排放信用额度交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前者指的是在“限量与贸易”（cap-and-trade）体制下有关管理者所制定、分配的排放配额的交易，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欧盟配额交易（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 EUAs）；后者指的是在“基准与信用”（baseline-and-credit）可证实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下的排放信用额度交易，最典型的此类交易为《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下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下产生的“减排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ERUs）交易。目前，大多数国家允许本国政府和 企业 从其他国家购买基于项目的排放信用额度，实现自身的减排目标。从其他国家获得的基于项目的排放信用额度，通过一定程序可以转化成国内排放配额。碳排放信用额度不仅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与投资工具。正是碳排放信用额度的可流通性，造就了全球碳金融市场的辉煌。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2006年碳市场总价值超过300亿美元，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所占份额最大，总价值超过243亿美元，而我国是这个市场上减排信用的最大供货方。[②]目前，以碳排放信用额度为基础的衍生品市场也非常活跃。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潜力巨大，预计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论文代写 　　碳金融的主要法律基础是联合国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1997年《京都议定书》，区域组织内部的有关立法如欧盟《排放交易指令》以及有关国内立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缔约方在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义务。根据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公约要求 工业 化国家在2000年底以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本国1990年的排放水平。《京都议定书》则将公约付诸实施，要求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的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约5.2％左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以下三个合作机制，一是联合履行机制，即允许工业化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单位”；二是清洁发展机制，即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在发展 中国 家实施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核证减排量”；三是国际排放贸易，即允许工业化国家之间相互部分转让议定书分配给它们的配额？？“分配数量单位”。区域组织内部立法或国内立法，旨在通过实施排放配额制度，限制其境内的污染企业的碳排放量，实现公约的减排目标，如欧盟依据2003年《温室气体排放排放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