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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外执行立法矛盾解析 　 监外执行是对被判处监禁刑罚的犯罪人，基于特殊原因而采取的一种暂时变更行刑方式，实施非监禁刑罚的措施。监外执行是刑罚进步的产物，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与文明，在倡导人性化改造罪犯的今天，我们应当努力用好监外执行这种人性化手段，更好地服务于罪犯改造工作。但是，一种好的刑罚手段，其效用的发挥，不仅要有刑事法律对这种手段的认可，还受制于刑事法律对这一手段适用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当刑事法律对手段的要求出现立法矛盾时，又会限制与影响手段的作用。我国当前的监外执行主要是由《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进行调适。由于刑诉法与监狱法在这一问题上规定的不统一，其中不仅存在刑诉法与监狱法的法条规定矛盾，也存在监狱法内部的法条规定矛盾。如何协调解决这些矛盾，避免法律冲突，特别是走出“优位”规则的误区，理性对待刑诉法与监狱法关于监外执行效力的“高低”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一、监外执行的立法矛盾 关于监外执行的立法矛盾，主要表现在监外执行的刑种对象问题上，也就是什么样的罪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先把刑诉法与监狱法的相关规定条款进行列举。刑诉法第214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监狱法第17条规定：“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经检查，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不收监。”监狱法第25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内服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把这些法律条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在关于监外执行的对象问题上，从刑种上看，刑诉法规定的是有期徒刑和拘役两种刑种，监狱法第17条规定的是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两种刑种，监狱法第25条又规定依照刑诉法的有关规定（这一表述不够确切，它的真正意思依新刑诉法的规定应被理解为是认可刑诉法所规定的有期徒刑罪犯可以作为监外执行）。造成监外执行对象法律规定矛盾的原因，首先涉及到刑诉法的修改问题。监狱法于1994年12月29日颁布生效，在制订时，参照的是1979年制订、1980年1月1日生效的旧刑诉法，旧刑诉法对监外执行对象刑种的限制性规定是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1996年，全国人大对旧刑诉法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刑诉法于1997年1月1日生效。新刑诉法对监外执行对象的刑种限制性规定为有期徒刑和拘役。参照旧刑诉法制订的监狱法与修改后的新刑诉法相对照，在监外执行问题上，明现的存在监外执行对象法律规定的不一致。 一般认为，刑诉法是基本法，而监狱法是部门法，在适用监外执行对象问题上，刑诉法规定可以对拘役犯适用监外执行，而监狱法对此没有规定，其原因在于监狱只收押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等刑种的罪犯，不收押拘役刑罪犯，监狱法不需要对拘役刑罪犯进行任何规定。就此而言，立法本身似乎不存在基本法与特别法的矛盾。但是，在对徒刑适用对象的具体种类规定上，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按照刑诉法就不能适用监外执行。但根据监狱法第17条规定，对无期徒刑犯可以适用监外执行。这是两个不同法律的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而监狱法第17条与第25条之规定，由于新刑诉法的生效，也在法条内容上产生了矛盾。监狱法第17条规定适用监外执行的对象可以是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而监狱法第25条规定依照刑诉法的规定，则由于刑诉法第214条与监狱法第17条规定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监狱法内部前后两个法条对于监外执行适用对象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新刑诉法生效之前并不存在，也与监狱法第25条表述不确切相关）。对于这些矛盾，如果用基本法优位于部门法的法理准则，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则应当就此认定，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是有期徒刑与拘役。由于监狱的监外执行对象不涉及到拘役，那么，监狱法中所规定的监外执行对象就只能是有期徒刑罪犯。目前，在我国监狱学理论研究方面，不少人都是持这种观点。在杨殿升主编的《监狱法学》中，“监外执行的对象只能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或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得适用监外执行。”（杨殿升《监狱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69页）吴宗宪主编的《非监禁刑研究》认为“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将使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而现行的《监狱法》却没有作相应的修改，仍然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列为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这是监外执行“立法滞后且相互矛盾。”（吴宗宪《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574页）然而，这一准则是否能够作为协调解决刑诉法与监狱法对监外执行矛盾的准则，本身值得怀疑；监狱法迟迟不作出与刑诉法相一致的修改是有其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