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亲亲相隐”之辨及“隐”包含的三种层次.docVIP

　　　简述“亲亲相隐”之辨及“隐”包含的三种层次 　一、文本解读的争议与辨析 　　亲亲相隐思想见于《论语》子路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孔子与叶公的这段对话中有三个关键字攘、直、隐。学者们对亲亲相隐思想的讨论也多是围绕这三个关键字的理解展开，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三个关键字的含义分别进行讨论： 　　(一)攘：对行为目的的理解 　　从攘这一行为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行为者的动机。郑玄认为，直躬者之父攘羊之攘是盗窃之义，亦即此举乃有意为之，皇侃亦作此解。另一种解释则减弱了行为目的的恶意性，将攘理解为顺手牵羊、路边拾遗。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淮南注》对攘的解释即是如此，朱熹亦持此解。作为当代学者中维护亲亲相隐正当性的代表，郭齐勇也支持顺手牵羊的解释。或许在学者们看来，对于行为目的的恶意与否的认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对亲亲相隐思想的最终评价。 　　(二)直：关于行为者依据的三种理解 　　在《论语》孔子与叶公的对话中，涉及两种直，前一种是为叶公夸赞的，检举父亲的那个直躬者之直。后一种则是孔子心目中与之相异的直者之直。前一种直的理解相对简单，其含义基本上是对行为事实的描述，权且将之当做一个人名代号或称其为直率之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后一种直的理解，即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直者的含义。总结古今学者们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解释： 　　1.情感论。在古代，这种解释的代表人物是朱熹，依循其理学思路，他将父子之情与天理相联系，认为只要是出自对于父亲的真实情感，子女的行为就不会不合天理，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现当代学者中，情感论亦不乏支持者，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和李泽厚。冯友兰将直理解为人的真实情感(内)与外在行为(外)的内外统一性、一贯性。在其父攘羊事件中，儿子不愿意父亲因攘羊之事暴露而受辱，这是出自人的真实情感，所谓直者由中之谓，称心之谓。李泽厚则对直义之古今理解作了区分。他强调孔子心目中的直，并非我们今人所理解的社会正义、法律公平，而是指情感上的单纯性、真实性。我们可以承认情感论的合理性，但亦不可否认其缺陷：行为者真实的情感，作为其行为动机，并不必然导致好的结果，这一点想必毋庸赘言。要想将其父攘羊这一事件妥善、完满解决，单凭情感的真实性远远不够。 　　2.理-分论。这种解释最早或可见于东晋学者范宁的言论：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谓直也。而将之作为一个理论解释提出的则是劳思光，他认为，理-分论将每个人的行为准则的根据归之于其所处的身份与位置。判断一个人是否直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是在履行分内之事，就作为儿子而言，对待父亲不能像对待路人一样，对于路人而言，举报一个攘羊之人似无可指责，但作为儿子来说，举报自己的父亲则不合其理-分。 理-分论亦有其可取之处，但与情感论一样仍然没有给出一个能够实现好结果的具体方法。而且，过于为人的行为划定理-分的界限，理-分论便也会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我们作为子女固然有子女之理-分，但是同时又作为社会公民，也有须履行之理-分。如何处理不同理-分之间的冲突，似又须援引新的根据。 　　3.情-理融贯论。这种解释以郭齐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所主张。这种解释可谓对情感论的完善：一方面，与情感论一样，情-理融贯论的支持者们坚持人们的行为应当依循内心的真实情感;瑏瑠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里的直，不是单纯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是寓情于理之直，是在具体情境之中区分情感和理性，妥善处理公私关系的智慧。这种解释似乎是最为妥帖的一种解释，但仍有可商榷之处。在其父攘羊事件中的情与理的融贯，他们的解释是通过对情境的具体限定实现的，即一方面通过主张攘是顺手牵羊之意来减弱行为的恶意性，一方面又通过主张隐意味着不作为而非隐瞒、包庇，来缓和情与理之间的张力。这样的限定就必然影响到了情-理融贯论的普遍适用性。孔子心目中真正的直，除了情与理的融贯之外，还应该加上事这一层面，亦即情-理-事三者的统一。而事则是指具体的行为方式。从以上三种解释中我们似乎只能看到子女的消极不作为，关于子女应该从积极的方面采取何种作为的问题，我们只能从隐的理解中去寻找答案。 　　(三)隐：行为的方式与准则 　　对隐的理解，结合古今学者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观点：首先是缄口论，郑玄对隐的理解就是不称扬父母的过失，这是缄口论中的消极不作为一面。就其积极作为一面而言，当代有学者主张将几谏纳入缄口论的主张中，作为一种劝谏父母改错的行为方式。同时，几谏还是一种有效的行为预防方式，几谏除了有委婉劝谏的意思之外，王夫之还将之扩展为见微而谏、防微杜渐的含义。从理论上说，这种方式的确可以在源头上消弭情与理的紧张关系，避免了真正酿成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