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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学主题转换与三种历史形态述评 释义学主题的转换及其三种历史形态述评 【作 者】赵茗 释义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而哲学释义学则几乎是现代哲学中最年轻的流派，许多哲学流派的名称和其主旨之间有较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把哲学释义学当成释义学的直接传承，但我们也不应该武断地把两者分离开来。从最早的释义学到哲学释义学，经过了几次的主题更新、演变。 　　一 释义学的拉丁语词根是Hermes，译作赫默斯。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赫默斯是众神向人类传递信息的信使，同时，他还充当解释者的角色，以使诸神的旨意变得明了可知有意义。后来赫默斯引伸为阐释、解释、释义之意。在此意义上形成的释义学，是指建立一套正确的释义规则和方法，用以揭示经典的原意，尤其是指通过可理解的语言的释义，使《圣经》中的神意得以昭示，因此释义学是关于如何才能正确理解、释义的技术性理论，和修辞学、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之间并无很明确的界限。 欧洲中世纪时期，宗教逐渐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如何诠释《圣经》至关重要，因此产生了一批专司释义行业的人，释义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因其释义的对象主要是《圣经》，释义的目的就是为宗教的社会统治提供服务，因而最早的释义学是神学释义学。 由于历史的发展，宗教的变迁，出现了许多对《圣经》的不同释义。神学家们认为这是释义方法不统一而造成的。为了不使上帝支离破碎，为了维护基督教世界的一致性，释义者们把目光投注于据传是最古老、最正宗的希伯莱语《圣经》手抄本复制品，企图找到共同认定的释义模式，从而走向绝对真理。他们信心十足地认为，揭示唯一正确、神圣、绝对的东西是可能的。 在十一、十二世纪形成的经院哲学中，严谨地考证文字、辨析词义、判断推理，以便更深刻地认识、把握典籍，备受推崇，哲学研究就是引经据典，详尽周密地注释论证，这种哲学后人称之为繁琐哲学。但经院哲学没有离开哲学史，其内部也不仅仅只有一种声调，法国神学家、哲学家阿伯拉尔神父的观点颇值得我们注意。作为一个神职人员，他在著述中表达的是对上帝、宗教的无比虔诚，但他主张不断地探索和理解信仰的真理，而不要谦恭地接受自相矛盾的权威释义。他曾写《是和否》一书，提出了一百五十六个神学论题，每个论题都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从教会认可的使徒和教父们的著作中摘录出来的，具有同等的权威性。阿伯拉尔并不想否定权威意见的合理性，但他觉得应该追问规则是普通的还是个别的、规则运用的时机和理由，他认为，词语若不被理解就是无意义的。他大胆的言论并没有象指责他的人所说的那样，产生动摇信仰的影响。在经院哲学中当然不允许否定在释义之前的上帝的意图的绝对存在的。但阿伯拉尔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释义就意味着可以彼此不同，甚至释义规则也不应只有一种模式。 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促发了对古希腊典籍和文明的兴趣，释义的问题，也逐渐扩大到整个古代文化，但是随着神学释义学的释义原则和方法向史学、法学、文学的漫延，其不能自解的矛盾也暴露出来：既然被释义的对象先前存在着，那么它就不应随释义者不同而不同；事实是，释义者只能从对自身的具体意义去对释义对象作出不同的解释。神学释义学碰到了难题：释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吗？这在神学释义学范围内是不可能有答案的。 　　二 代替神学释义学的是古典释义学，它是在解决神学释义学所遇到的难题中建立发展起来的，其主题是：充分发挥释义主体的创造性，排除释义错误，获得符合客观、原意的释义。 释义学这个新主题的提出并不突兀，当我们注意到这种变化发生在哲学史的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时就更容易理解了。康德在总结了英国经验论派和大陆唯理论派的有关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深刻地洞察到他们在解决知识和对象问题上所遇到的共同的理性难题以及各自的片面性给哲学和科学带来的危机，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哲学命题：如对象必须和认识符合、人为自然立法，等等，改变了古代和中世纪时期那种在直观中受教于自然、屈从于神意的被动局面，开拓了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起来考察的新方向。这给释义学家以相当大的启发，为重新审视释义学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 释义学的康德，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拉依马赫在康德哲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释义学思想，进行了释义学的第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使释义学成为一种方法论。 施拉依马赫认为，释义学应该是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释义的方法，是关于理解、解释、释义的一般原则的学问。理解、释义的过程，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创造活动，是通过语言在心理上重视他人心态意图的过程。他还提出了释义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语言的释义，即文字的考证及意义的辨析，他提出了四十四条语法释义规则，认为如此释义还可以明了释义对象的语言特点。再一种类型是心理释义，施拉依马赫认为，如果只有语言、语法的释义，则只能展现作品的表层的意义，而对作品背后的作者的精神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