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及理论体系及其构建者.docVIP

徐培汀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书提出“甘惜分新闻思想”的概念，认为“甘惜分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1反映了甘先生在新闻学领域的显著成就和重要影响。甘惜分教授对党报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对党报理论的论证模式，为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和教学开拓了道路。　　(一)党报新闻学的探索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宽松的理论环境使甘惜分教授深受鼓舞，他重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党报和人类新闻活动的论述，于1982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成为全国有深刻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必读书籍。在10多年发行的高峰期，《新闻理论基础》销售20多万册，许多新闻学者大都引用过该书的观点。　　《新闻理论基础》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党报思想纳入一个个理论范畴，通过严密的论证阐释了党报的重要原则。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党报观点还没有在演绎体系中再现其理论前提和完整的逻辑，甘教授则把这些观点整合为一个理论框架，论述了这些观点的必然性和相互联系。全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解剖新闻——传播者——受众三者关系（作者称之为“小三角”理论），引出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作者称之为“大三角”理论），然后进入对党报理论体系的深入阐释。在今天看来，书中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引起歧义的观点多是由于忽略特定历史环境而产生的误解。　　1988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书，针对有争议的问题，甘先生进一步廓清党报的理论是非。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报纸和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三篇论文以新的高度概括了作者的党报观，对“报纸的阶级性”、“党报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做了更深入的论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党报一直坚持报纸的“阶级性”或“阶级专政工具论”。甘教授阐释了这两个被搞得极为混乱的概念，澄清了“左”的歪曲，提出在“在社会阶级区分最后消灭之前，不管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多大的变化，它们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分别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来观察社会问题的。”?2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类报纸必然具有阶级性，各阶级都可能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甘教授认为，今天的报纸“除了一部分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新闻与评论之外，还有大量与阶级斗争无关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斗争、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都与阶级斗争无关”。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很多时间是处于阶级和解状态，求同存异，这是常有的事情。3他揭示报纸的阶级性并不是主张报纸在任何时候都要搞阶级斗争，否定不同阶级的合作或和解，而是提醒人们在特殊条件和特殊时期，对政治是非问题要注意报纸的阶级倾向。　　他对列宁提出的“报纸不像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的观点，也作了准确的解释，即“报纸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甘教授引用列宁的话说，专政并不都是暴力手段，报纸没有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付诸思想影响来巩固政权。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残酷斗争来曲解“专政”的多种含义，必然把专政和镇压划上等号。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执政者借助媒体制造同意、施加意识形态影响来维护政权，是普遍现象。西方批判学派长期批判这种新型的阶级关系，只是他们很少使用“专政”这个概念。当年列宁要求把报纸办成专政的机关报，主要不是指反对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已经被打倒，而是指反对共产党员、工人队伍中的消极怠工、懒惰和多取报酬少干活的行为。“四人帮”的“报纸专政工具论”正好与此相反，他们用报纸诬陷、打击主张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为改善国家落后面貌而重视业务、积极肯干、勇于直言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以法西斯暴政来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2005年甘先生在香港未名出版社出版了新著《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并与王永亮发表了《方家论语的访谈》对话，对自己一生走过的曲折的学术道路进行了总结，全书显露出甘教授关注新闻事业发展、心怀坦白、对新闻工作疑难问题勇于探索的渴求，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诚实和信念。　　（二）党报理论体系的建构与观点论证　　甘惜分认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留下一部新闻学专著。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能不从卷帙浩繁的马列著作寻章摘句去整理出尽可能符合马列原来的体系，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建立过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揣摩、构思出来的”。4　　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甘教授在论述了一般新闻学原理后说：“我们将转入另一个领域，集中研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矛盾或根本关系。新闻事业这一舆论工具，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它在这多种社会关系之间奔腾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