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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Jones 演讲： 这个项目开始于18 个月或者24 个月前，当时的设想是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讨论一些问题，看看美国的政策是怎样支持当前国 际秩序基本结构的。在二战后的美国外交史上，无论是在布林顿森林体系还是联合国中，对于维护基本国际秩序和制度，美国都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学术圈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结构的兴趣似乎消失了——这表现在，无论是对美国外 交政策的关注本身还是在这一方向上投入的研究基金都减少了。通过观察世界大事和分析了它们的本质之后，我们认为，新总统奥 巴马将加大对某些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包括：美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当前我们所面临挑战的性质，以及在构建国际秩序和机构 的过程中美国政策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进行这个项目是为了提出这些问题，然后本着一种解决问题的务实精神来应对它——也就是 说不仅仅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思考和求证，再向公众卖掉这些结论。事实上，我们创造了一个国际化的咨询机制，目的是为了给我们 的思考和结论提供信息，尤其是获得来自于美国国外的参考。 这个过程因此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为这个项目而专门成立的国际顾问团，一个是美国顾问团。后者是一个两党性质的组 织，包括奥尔布赖特、伯格和其他很多人都在里面。国际方面，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学者和官员来一起思考这些问题和挑 战的本质。我们有从非洲、欧洲和亚洲来的成员，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是我们在中国的顾问，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建立在五个前提上。第一个前提是，我们目前面临着一系列跨国威胁，和冷战时代或者冷战第一阶段相比，这些威胁 同国家权力与国家秩序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其不同体现在一系列与非国家性参与者（non-state actors）联系日渐紧密的议题上： 包括气候变化、经济依赖、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经济对和平的威胁、生化危机等等。我们认为这些威胁本质上讲是长期积 累而成的，并非某一单个因素所决定，它们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深刻的安全依赖性。虽然我们还没有从安全领域阐释依赖的想法，但 经过分析后的跨国威胁告诉我们，安全领域中确实存在一种深刻的相互依靠。美国国内的安全目前深深地依赖着全球安全，反之亦 然。第二个前提是，安全的互相依赖性和安全挑战的本质，决定了回应这样的挑战必须通过深刻、广泛和密切的制度化合作。第三 个前提（虽然它似乎更像是一个从研究中获得的结论），我们合作处理这些威胁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外交思想中将发挥比通常臆想 的更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制度安排还没有达到足以迎接深层挑战的高度，因而需要改革和再造，同时，也需要和当前的政治权 力平衡结成一致。第四个前提是，改革当前国际合作机制的道路，必须依靠美国政策和权力的介入，有时候则是美国的领导。这一 阶段，美国的政策和权力必须与其他处于上升期的主要大国合作，它们必须使自己适应保持克制，适应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 对于这四个前提，奥巴马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读过他的文章或者听过他在竞选时的讲话，就不难看出，相互依赖是奥巴马看 待美国全球角色问题的出发点，尤其是安全方面的合作。当然，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中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的思考走在了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之前。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在美国政治圈子里聚集这样的问题，尽我们 所能，激发人们思考国际合作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哪些必要的影响。 虽然我们把焦点放在了国际合作上，但我们是以主要大国而非正式的机构作为切入点。通常，人们从联合国或其他正式机构入 手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之所以要从大国关系入手，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要激活国际合作——如果希望从关键的国际协定和国际 机构中取得成果的话，首先必须加强美国与主要大国及其它新兴国家的合作关系。美国政策和美国与中、印、巴、欧洲及日本的关 系将成为可持续合作的根本出发点。而中美关系将位于这些合作的中心。 我们按照惯例，从八国集团实质性而非顾问性质的扩张（consultative expansion ）开始切入主题——过去几年里，G8 扩大化 仅停留在建议和咨询层面。实质性的扩张包括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纳入八国集团中来，赋予 它们完全会员资格。站在这一点上，我们继续观察安理会改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从八国集团开始切入，目的在于使我们 把焦点放在主要大国的关系上，因为它们是国际合作的驱动力，国际机构只是合作关系的一种反映——其功能在于充当机器而不是 操作人。 成功的合作必须具备以下四点：1）合作基础上的有效的美国政策；2 ）新兴国家和主要大国的联盟；3 ）通过谈判获得的对游 戏规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