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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自由观及当代视野
论马克思自由观的当代视野【原文出处】学术月刊【原刊地名】沪【原刊期号】20068【原刊页号】42~47【分 类 号】C8【分 类 名】新思路【复印期号】200606【作 者】张文喜【作者简介】张文喜,浙江工商大学。【摘 要 题】理论思维
一、为什么对自由观要求作存在论的理解
从历史上说,自由概念常常被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至善生活理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中,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比以外在于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更具有本体论价值。前者是自由的,而后者则是不自由的。在这里,自由只是在哲学领域和目的论上被认作是精神特权。康德曾简短地用一种说法划定哲学的本质:哲学是人类理性目的论。康德哲学因此经常被认为是首次把自由引入形而上学。他视自由为人的理性存在的形而上学条件,创造和构成了从非真正的自由概念向真正的自由概念的过渡。康德按照形而上学的方式,把自由理解为“自发性”,理解为“从自身发端”的。康德成功地对自由的前提作出划界和澄清,但他只是强调自由不能再由任何其他原因决定,因此他还只停留在否定方面。在康德哲学中,人在根本上仍然处于物理学时空与自由的冲突的困境之中。康德未曾成功地正面说明和论证自由概念的根据。在他那里,只要自由概念具有实在性,它就必定是某种比单纯的道德世界秩序更实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切“道德”的根据。
人的自由是某种无条件的东西。而不论“自由”的效用多么高,作为价值理解的“自由”毕竟总是只适用于某些人,因为任何人在作价值评价时,都有对某种价值的贬低、抬高和利用。而马克思的自由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并非只是一种价值;“全体人的自由”也并非与“每个人的自由”在价值上等量齐观。实际上,如果不从人的存在论去理解自由,就必定产生错认。这就好像是在误认,马克思对自由的珍视是出于理智爱好或心理偏好,或是视其为在物质主义享乐的自然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先于这一切的历史自身基础当中产生出来。??此可以说,只要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当作一种价值看待,进而尝试以价值哲学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证,那么,马克思的自由观即刻失去了根基,以致全然不再留有什么支点使人还能于某一意义上谈论自由。于是,谈论“每个人的自由”甚至会或作为“一个深刻的理论隐喻”,或作为过时的错误,或贬低为生发于自由主义之间一场口水战而被抛弃。
二、自由与时间的相关性
自由必须被理解为人的存在论问题。这意味着,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本身,或者说,自由和人的存在本身是可以互相规定的。一个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因此,对人的自由的“存在论”断定,是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让……存在”或“让……显现”的能力。正像自由不是人所拥有的一种属性一样,这种让存在者存在的能力,也不是人的诸多能力中的一种,而是人的诸多能力得以显现的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由是人的各种行动的可能性之总和,它使人拥有与世间其他存在者相区别的可能。
一般地说,只有唯物史观才事实上把自由和时间当作相关概念处理:人类总是在时间中、在“伟大的历史原则”指引下追寻自由理想。对于这种“追寻”,时间的特性是最重要的。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借助于时间而被概念化的。他论述的“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也是以时间为主题的历史。如果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种伟大的、历史的、时间的胜利,那么资产阶级除非关注社会的劳动时间从而对生产关系不断地进行变革,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是何以“《资本论》以及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文本并不倾向于进行空间化分析,而是赋予时间因素以特权地位”的原因。我们在这里向福柯借取了这个观点,但完全赋予其以不同的意义,以应用于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这是因为,存在论背景中的人的自由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并且也是联合起来的世界或“消灭地域性的”。如此这般来理解自由(时间),避免了欧几里得式的几何空间所指和笛卡儿式的绝对主体。然而,作为无限总体化的时间,作为内在超越(自由)的时间化,不可避免地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有限性,而被它潜在的空间化方式所束缚,或不得不假定一种实现其目的性的目的地,即封闭为一种在某个地方、以某种制度化方式存在的物质世界。与此相一致,从空间上来思考的东西,也只能以终结的形式在时间中显现出来。这构成了马克思对自由之本质的又一个规定:“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就空间是生产的物质容器和框架而言,直接的物质生产肯定无法使人通往自由的彼岸,因为自由的彼岸乃是时间之演历。这预示着一个根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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