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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审判应增加被告首先陈述权 　　　论文关键词：首先陈述权；合法权益；法律；被告 　　论文摘要：刑事审判增加被告的首先陈述权，从法律上讲是丰富了被告人维权的内涵；从司法实践上讲是人权政治的法律保障。被告的首先陈述权的实施，将进一步推进侦察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的法律结论更加科学、客观，特别是对于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控辩双方公平诉讼等方面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公诉机关诉至人民法院的公诉案件，其审理模式近三十年没有变化。即便在1996年开始由究问式的审判方式改变为抗辩式的审判方式，也没有增加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权利。笔者认为，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增加被告人首先陈述权。 　　首先陈述权是被告人在法庭应享有的权利，是针对最后陈述权而言。刑事审判时，审判长向被告人交代权力时告知被告享有最后陈述权，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都能行使最后陈述权。凡从事刑事辩护律师或刑事法官都能体会到。被告人在法庭上有一次权利缺位，即首先陈述权。现有庭审程序是庭审开始后，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完毕后由审判长进行简单讯问，如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案件性质的认识。被告人作答后交由公诉人讯问，这里被告回答审判长简单讯问不是权利而是义务，应当在此间增设被告人首先陈述的权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应由被告人或其辩护人首先针对起诉书发表陈述意见。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发表意见，此间陈述内容虽属概括性的，但属于必要的。 　　实践中对此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其一，有人认为刑事审判是对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被告人说话越少越好，法律给其机会越少越好，公诉是公权力，陈述是私权利。二者永远不能平等，必然强化公权的作用，这样才是法律的威严；其二，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增设被告首先陈述权，因为庭审过程中有法庭辩论，还有最后陈述，被告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民事诉讼，被告的首先陈述权不能等同于民事答辩；其三，有人认为应增加被告人的首先陈述权，因为这是最后陈述权的对称，从逻辑上讲没有首先陈述权，哪有最后陈述权，从法律上讲增设此项权利填补了刑事审判程序法的缺位，丰富了被告人辩护权的内涵；从司法实践上讲，这是人权政治的法律保障，即获被告人司法救济的归结。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认为改变这一诉讼程式是我国刑事审判走向理性、走向公平、走向法治的里程表。将使控辩双方的机会对等，诉讼公平，也将使公权力与私权利在法庭审理时的瞬间平等，笔者更深的感同是： 　　第一，维护被告合法权益的需要 　　1980年开始“两法”问世，新中国法制从此开始。其中，刑事诉讼法在惩治犯罪、打击犯罪历史过程中铭刻着重要的法制进程；16年后，1996年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改，刑事诉讼究问式被现在的控辩式替代，前后对比，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从法律条文变化到刑事审判程序的变化。法官由审讯式的庭审方式改变为居中审理方式，可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被告陈述案件事实及行为性质的表述上，还有一定的缺憾，这种缺憾的实质就是法律上对被告人合法权益保护具体规范。八十年代初，审判一起刑事犯罪，无论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是狂风暴雨式的，仍有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痕迹，被告人不说话、少说话才好。缺少对被告人权的保护，缺少人性化的审判方式。如今抗辩式的审判，固然多了一些人性化的内容，但仍然缺少的还是被告人对实际权利保护。我们知道，大多数被告人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开始关押，回答问题一般都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虽有律师介入，但都受时空的特殊限制，行使权利受到一定影响，无法与律师进行广泛的对话，律师也只能按规定了解当事人涉嫌的罪名，提供法律咨询和代为申诉。期间，看守所的管教人员还会不时的提示律师会见时间，同时还有原办案人陪同会见，相当多的当事人处在无奈的状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法庭的审判时，这里笔者必须客观地指出有的被告人存有不良动机，在法庭审判中改变原有的供词，想逃避法律的制裁，但这部分人属于少数，多数被告人能够讲实话，能客观地陈述案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尤其在法庭审理的第一时间就给其首先陈述的机会，这不仅是程序上的权利，也是实质上的权利。 　　现行的庭审讯问，被告只能自行回答属于义务，如增设首先陈述权，可由被告的辩护人陈述，这是辩护权利。 　　刑事法庭审理案件中大都意味着被告可能失去自由，甚至有人承担责任比失去自由的刑罚幅度还要大，如果增加被告的首先陈述权，将是人权保护在法律上的具体化，条文化。因而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控辩双方公平诉讼的需要 　　法庭审理刑事案件分阶段依次进行，本应做到“一事，一质，一证，一辩”，即控辩双方有同时，同等的叙事权，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但由于受到刑事审判习惯的影响加之程序立法的缺位，现行的刑事诉讼中，存在着诉讼机会的不公平。开始核对事实至审判长明示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紧接着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