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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法碎片化成因 论国际法碎片化的成因 一、国际法碎片化是知识 　职业化的后果 　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就国际法碎片化提出报告，认为后现代国际法的特征之一是功能性分隔，这是由社会各领域的专业化和部门自主性造成的。碎片化既是国际法问题，也是国内法现象。与国际社会碎片化相伴随的是规则或规则复合体、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的专业化和自主性。以前由一般国际法调整的领域现在则由“贸易法”“人权法”“环境法”“海洋法”“欧洲法”甚至是异质和高度专业化的“投资法”和“国际难民法”等专门领域调整。但在进行专业造法和专业制度建构时，各领域往往无视相邻领域的立法和制度现状，无视国际法一般原则和实践，偏离制度与法律的整体视角，从而引发规则或规则体系间的冲突。国际法碎片化的后果之一是产生相互冲突和相互抵触的规则、原则、制度实践。[1] 　随着国际性法院、仲裁庭的扩张，随着全球化深入，国际法碎片化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关于如何克服规范冲突、重叠管辖等问题，学者从国际法制度和体制等方面提出种种对策。[2]笔者认为，理性主义泛滥以及相随的知识职业化、科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是国际法碎片化的深层次原因。 　能被视为职业的工作往往需要一套专门化的、相对（有时是高度）抽象的、体系性的科学知识。[3]现代职业与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有关，与前工业时代的职业有着天壤之别。根据弗莱德森的研究，在前工业时代，大学里培养的职业主要有法律、医学、神学和不太常见的军事四个职业，这些职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自十九世纪起，新兴行业引发了职业结构变化，法律、医学、神学和军事等古老职业的性质和认同发生变化。新兴行业试图获得“职业”称号，因为职业意味着博学、绅士地位，有助于树立新兴职业的地位，对新兴职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政治合法化非常重要。这样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纳入到“职业”的称号之下。[4]新兴职业者为本职业合法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职业共同体。所以，职业的特征之一是“共同体”。[5]新兴职业者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工作具有技术伦理和共同体伦理；另一方面竭力证明本职业超越于市场定律，具有客观理性。这种客观理性只有经过科学程序才能理解，科学程序是发现自然和社会内在决定因素的途径。[6]此外，新兴职业者挑选观念，把这些观念合法化为独特的专业知识，使之与前工业资本主义的知识有明显区别。具体来说，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职业知识有如下特征：第一，职业知识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职业知识在市场主导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为此“职业知识被标准化和编纂，成为职业商品”。[7]“十九世纪中期，资本滋生了一批以出卖建议和专门服务为生的人”。[8]知识产权就是对这些商品的保护手段。第二，职业知识是制度化的知识。为了在市场出售，新兴职业者把本职业的知识合法化为独一无二的专业知识，发展了一系列制度，比如颁发资格证书、组织资格考试、授予文凭、制定正规的职业培训大纲等。此外，新兴职业逐渐垄断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招聘和晋升都以正规的大学教育为标准，使正规的教育优先于传统的学徒制。[9]第三，职业知识最典型的特征是崇尚理性。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主义，不喜欢主观性和混乱无序。它追求澄明，力图消除神秘，寻找实在可确定的事实，拒绝用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现象。[10]理性主义相信外部世界有一种合乎逻辑的秩序，这种秩序不仅人类头脑可以认识，而且几乎可以用概念性语言准确表达出来。[11]工业革命以来，理性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12]总之，理性强调逻辑性、确定性，并试图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理性是一种具有科学倾向的程序方法，与现代科学发展、把科学方法适用于技术和社会问题紧密相关。 　根据学者研究，科学的英文Science由拉丁语的scientia演变而来，具有“知”或“知识”的意思，几乎同英语的knowledge是同义词。后来science逐渐开始使用复数形式，逐渐从单纯的“知识”的含义向分化为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科学演变，直到十九世纪，这种用法完全定形。在该演变过程中，业余的“自然哲学家”逐渐转变为职业的“科学家”。实际上，“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等词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创制的新词，这时支撑职业科学家的各种制度也确立起来，并形成了由职业科学家构成的共同体。[13]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专业领域树立了确定性的形象，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至于“确定性成为十九世纪学术界的共同追求”。[14]自十九世纪中晚期起，人文各领域也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以确定性为目标，纷纷从之前较为统一的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和不同学科，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职业共同体。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职业知识急剧增长，知识进一步专业化，学科激增，并成为大学中的科目。这些在大学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