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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规则标准下中国少年司法制度 论国际规则标准下的中国少年司法制度 近期媒体屡屡曝光了全国各地发生的少年违法犯罪案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心。[1]少年犯罪问题由来已久，早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国际规则中有关少年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指导方向。 　一、国际规则中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通过国际规则，确立了少年司法保护的一系列基本原则：[2] 　（一）强调少年幸福原则 　对少年幸福的促进是由《北京规则》明确提出并在其他法律文件中也有所体现。《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所有由公共或私人的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机关或立法机构来实行的有关儿童的行动，首要是为了满足儿童最大的利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规定少年司法系统应致力于保护儿童权利和安全，提升儿童身心健康。 　（二）相称原则 　《北京规则》明确提出对少年犯的审判和处理，不仅要与犯罪的情节相称，而且要与少年和社会的需要相适应；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包括独立的司法机构、司法人员和司法程序，以避免少年因为年龄和心理脆弱，在受到惩罚的过程中，受到不利影响。《儿童权利公约》明确缔约国应致力于推动设立特别法律、程序、机关和机构，以专门适用于被指控违反刑法的儿童。其他两部国际规则也强调了这一原则。 　（三）保护少年权利的原则 　《北京规则》明确在诉讼中要保障少年假定无罪的指控需通知本人、沉默、聘任律师、父母或监护人在场、对抗证据等权利。在所有阶段尊重少年儿童隐私，避免进一步的损害。《儿童权利公约》全面设置了少年生存权、保护权、发展权、参考权和被推定无罪权。被剥夺自由少年在被指控过程中享有告知权、法律援助权、沉默权、保护隐私权等。《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对此也予以明示。 　（四）开放性司法原则 　《北京规则》明确进入监狱对于少年总是最后一个手段，而且应该是尽可能短的时间。看管、监护和监督，缓刑、社区服务、罚款、补偿和赔偿，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寄养或其他教育设施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儿童权利公约》也明确了对儿童的逮捕、拘留和监禁应当是最后的措施。《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明示对少年的拘留应当尽可能保持开放性”“完全不存在或很少警备，以确保少年最大程度与外界接触。 　（五）减少法律干预原则 　在少年司法制度中应遵循“谦虚原则”，社会各阶层均参与，实行综合管理。《北京规则》提出采取积极措施，调动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在少年司法中减少法律干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表明成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整个社会都需要努力。预防战略的重心应促进全部儿童和青少年的交融，家庭、社区、伙伴、学校、职业培训、司法系统以及各种自愿机构需通力合作。 　二、国际规则标准下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缺失 　立法方面，我国已有一系列法律保护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少年刑事案件作了特别规定；[3]司法方面，执法单位通过司法解释保障司法过程中少年的保护。在“教育、感化、挽救”原则的指导下，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保护制度。根据国际规则的规定，当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缺少全面性 　对于实施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我国已经注意在司法过程中予以一定程度的特殊保护。但对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其他违法行为，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矫正部门和矫正方法，而是一般性地规定由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学校教育，导致大量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在流动人口中少年司法保护存在一定的困境：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由于人口流动而得不到有效监管，更谈不及少年司法保护；人口的流动导致对违法犯罪的少年难以适用家庭、社区帮助、缓刑等开放性司法保护措施，作为最后手段的监禁在流动人口少年中大量采用。 　（二）缺少适应性 　相称原则要求少年司法有别于成年人，对少年的行为做出司法反应前要对少年的个人情况进行调查，以利于做出相适应的司法决定。我国法律仅明确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弹性调查制度，没有建立强制调查制度，不利于对少年做出与其个体情况相适应的司法反应。同时，没有独立的少年司法机构和专业的司法人员，少年法庭具体办案人员缺乏相关的医疗、心理、教育和社会学专业知识。我国少年司法仍处于浅层次的状态，没有真正做到少年司法的个性化与人性化。 　（三）缺少充分性 　首先，一些少年司法保护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的司法程序有特别规定，但这些规定原则性过强，具体操作时容易留于形式。其次，有些法律规定了未成年人的权利，但没有提供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法律规定在判决前，媒体网络不得泄露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但是如何处罚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单位，却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最后，有些国际规则确立的少年司法保护原则，我国法律还没有规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少年司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