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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守法思想演进 　一、西方古代的守法思想　　（一）苏格拉底的守法思想　　苏格拉底的守法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守法即正义”。苏格拉底认为：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公正的人就是遵守法律的人。[1]也就是说法律是正义的外部表现形式。苏格拉底认为法律与城邦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法律与城邦的来源都是神，神创造了法律也创造了城邦。另一方面城邦和法律互相依赖，城邦是法律存在的基础，脱离于城邦法律便不复存在，而城邦的有效运行以及城邦秩序的建立又需要法律发挥其作用。然而，法律只有得到公民的严格遵守与执行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城邦也才能有序运转。因此，公民有守法的必要。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必要性，苏格拉底说公民与国家之间具有一种契约关系，但是这种契约关系并非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所阐释的契约关系，这是一种默示的天然存在的契约关系。在苏格拉底眼中法律的权威性不依赖于其他外部的力量，其权威性来源于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因此，法律本身是否正义以及判决本身是否公正都不是公民可以违反法律的理由。“正如儿子必须服从父亲所作出的不恰当的惩罚一样，公民也必须服从国家对他的约束。如果个人对法庭的判决置之不理，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生存，不能由个人来选择哪些法律应当服从，哪些法律不应当服从。”[2]　　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可以随便挑战的，即使判决结果不公正也不能违反法律，法律是正义的表现形式，我们要遵守和维护这种正义。苏格拉底的守法思想从两个层面展现了法律与正义的关系。一方面，法律与正义在形式上具有一致性。拥有了正义等同于遵守了法律，在苏格拉底的著述中，他认为“受人尊敬、信任、报恩、在法庭上获胜、在选举中成为领袖等等这些，既是拥有和坚持正义的表现，又为守法所产生的表现。”[7]另一方面，守法与正义在实质上也具有一致性。苏格拉底将法律与正义都放置于其特定的时空语境内加以阐释，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而遵守法律也是美德之一，守法就具备了美德也即拥有了知识，从而使公民的道德水平与意识得到提高。因此守法与否可以决定公民的生活是否幸福美满。与守法相同，正义也是一种美德，因此正义与法律从内容上来说性质是相同的。　　（二）柏拉图的守法思想　　首先，柏拉图认为公民有守法的必要，法律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公共领域亦或是私人领域都有法律的踪迹，在国家和社会的运转中，法律是体现人的理性并具有永久性的东西，因此人们应当尊敬并服从它。并且柏拉图认为法律是保证国家和城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人类守法的必要性：“hellip;hellip;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每个人应记住，对人类来说，凡是没有当过仆人的也当不好主人。一个人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如果他在服从方面比在统治方面做得更好；首先是服从法律，这也是服从诸神。”[3]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一个人服从法律就等于服从于神，这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守法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苏格拉底相似，柏拉图也十分重视守法的价值。他认为法治的实现以人人守法为前提，守法是自我约束，是一种美德，这和苏格拉底的理论十分相似，这种美德并非通过国家强力以强制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外部教育自然形成的。因此在柏拉图眼中，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教化，而并非通常认为的暴力与强制。“以往的立法者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立法时往往只采用暴力手段，没有使法律兼具说服性和威胁性。”[4]他认为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应当以守法为荣，因为法律并非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是体现了国家的良好愿望。“法律绝不是只代表强者的利益，而是一种智慧的理性。”[5]此外，柏拉图强调官吏尤其需要守法，因为他认为立法活动在一个国家的法律运作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官吏作为立法的主体其本身的素质十分重要，如果指派一个本身就不守法的官吏去进行立法活动，则制定出来的法律势必就会偏离其想要体现的价值，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提出“统治者应成为法律的仆人”。这一命题精炼地阐释了他的守法思想，即统治者也应当不容置疑地受法律的约束。在这里，柏拉图确立了法律的至上权威，之后西方的“王在法下”的传统应当肇始于此。统治者如果凌驾于法律之上，则法律就失去其价值，秩序无法得到维护，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后果是毁灭性的。反之，统治者也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则国家的管理与统治并非掌控于某一个人或少数人之手，人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则国家会更加和谐与稳定。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守法思想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他说法律是政府的主人，政府只是它的公仆时，我们会自然悟到柯克的法律是真正的国王，马克思的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这些思想的来由。”[6]柏拉图的守法思想将守法的主体不仅限于公民，将官吏等统治者阶级也纳入到守法的主体范围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