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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诚信原则向公法部门拓展策略 　一、序言 诚信原则产生于债法，最初是调整债务人行为的准则，后来被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提升为整个私法的基本原则，诚信原则由此达到了其在民法中的最高位。它维持了这个位置不到20年，就走上了法的一般原则的更高地位，逐渐向公法和私法的其他部门扩张，成为它们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私法原则渗透于公法的现象，富有意味，值得研究。所以，在西方世界诞生两部研究公法中的诚信原则的专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它们是瑞士学者Marcel Baumann的《公法中的诚信的概念”“最高法律原则学说之研究》和法国学者Francois Picot的《公法中的诚信》。前者的出版时间也可见证作为整体的公法①中的诚信原则在西方得到承认的时间，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其时，公私法之间的鸿沟开始被用诚信原则的桥梁连结起来。 以下分述诚信原则向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的扩张。 二、诚信原则向宪法的扩张 20世纪30年代开始，诚信原则开始向公法扩张，对此有如下判决、立法和学说可证。德国行政法院1926年6月14日的判决认为：“国家作为立法者以及法的监督者，若课以国民特别义务，于国民私法关系，相互遵守诚实信用乃正当的要求；且国家对于个别国民在国家公法关系上，该诚实信用原则亦是妥当的。”②德国帝国法院在一个1931年的判决中也说：“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③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63年判字第345号判决认为：“私法规定表现为一般法理者，应亦可适用于公法关系。依本院最近之见解，私法中之诚信公平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④该“行政法院”1981年判字第975号判决更进一步，认为“私法中之诚信公平原则，在公法上当亦有其适用”。⑤相比于1963年的判决，这一判决抛弃了适用诚信原则于行政法的类推依据。公法学者拉邦德亦谓：“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之领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领域。苟无诚实与善意，立宪制度似难推行。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亦同)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⑥这里，拉邦德把诚信原则向公法的扩张具体化到对宪法的扩张了。最后，1991年的《哥伦比亚宪法》第83条规定：“个人和公共当局的活动都必须符合诚信准则，前者在后者面前实施的一切行为，被推定为包含诚信。”⑦此条不仅把个人，而且把政府部门当做诚信主体，而且推定个人在政府面前的一切活动皆为诚信，试图调和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由此，诚信原则终于被写进宪法，不仅约束个人，而且约束政府部门。意大利尽管没有把诚信原则写入宪法，但把诚信原则解释成宪法第2条规定的社会团结原则⑧的内容。⑨ 就诚信原则向宪法的扩张，我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皆有论说，容分述之。 就我国学者而言，论者认为宪法中的诚信原则意味着确立行使国家权力的道德，以此制约和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出于对人的尊严和人权的尊重，国家在其权力运作过程中必须诚实信用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为此，要求国家权力遵守法的安定性原则，不能朝令夕改，由此保证老百姓的信赖利益。⑩还有论者认为，宪法上的诚信原则意味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同关系，双方皆须遵守诚信原则，任何一方背信都要承担责任。这种观念打破了主权者不可为非的教条，意味着政府亦可为非。所以，宪法上的诚信原则之确立必将导致有限政府理论、政府与人民平等论。(11)更有学者指出了诚信原则在宪法上的如下表现：“1.立法必须公布才能生效；2.法律一般不得溯及既往；3.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修改或废止法律时，要对因此遭受损害的人进行赔偿。”(12)不难看出，宪法诚信原则以政府与人民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为基础，是公民时代的产物，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民才不仅仅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政府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那是臣民时代的情况。 就外国学者而言，智利学者Jose Antonio Ramirez Arrayas认为，诚信原则首先是宪法解释原则，它要求按照平等、大多数人的精神和物资共同福利之实现的要求来解释宪法；其次是一个行政原则，它要求在正义的框架内行政，而这样的正义就是共同福利、机会平等和政府行为透明；最后，它是一个国家活动的原则，它要求以国家机关的决定保护人们既得的权利。(13)阿根廷学者German J. Bidart Campos认为，在联邦制条件下，有联邦忠诚原则与联邦诚信原则之设，它首先要求联邦国家、联邦成员以及其他主体都在行使自己的职权时诚信行事；其次要求立法机关不得朝令夕改，损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14)确实，联邦有如婚姻，如果参与方无诚信，则无宁日，必致崩溃。 毕业论文 三、诚信原则向行政法的扩张 诚信原则发源于契约关系，既然如此，凡有契约存在的地方，即有诚信原则之适用。按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公民与政府之间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