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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制度及风险分散 　　摘 要：目前我国法院和法官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不容忽视的信任危机，致使司法活动的风险不断增加，法院和法官往往成为社会矛盾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文认为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案，是尝试借鉴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事实认定。让普通公民分担一部分审判权力，使民众声音有理性地进入司法领域;同时分散问责的负担，分散法官所承受的不必要风险，在公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形成缓冲，以应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关键词：法院法官 陪审团 司法民主化 　　一、引言 　　当前研究我国司法改革并为其建言的文章非常多，但极少有人注意法院和法官所承受的社会风险，以及从风险分散的角度讨论制度改革的方案。笔者将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以下观点：首先，我国司法机关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不容忽视的信任危机，而造成民众的不信任感的最关键原因，并非传统上想象的“司法腐败”，而是专业话语与民众话语的隔阂、公权力的权威姿态与民众在公共事务和正义事业上几乎没有参与权之间的矛盾;不信任感若演变为非理性的宣泄，首当其冲受害的是法官群体，而这种风险本不应由法官或司法机关来承受。其次，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改变现有重“陪”轻“审”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尝试引入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制度，由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对案件事实部分作出裁决;这是一个司法民主化的方案，将司法权的一部分分给民众，对民众参与司法有利，也对职业法官有利，可以有效将司法机关和法官身上的责任分散，同时也将风险分散。 　　二、 司法机关承受的风险 　　(一)案例 　　2001年9月广东省四会市法官莫兆军主审一起欠款纠纷案件，原告李兆兴主张张坤石、陆群芳夫妇欠款一万元，并出示张坤石夫妇亲笔签名的借条，张氏夫妇辩称自己并未向李兆兴借过钱，自己是在一名叫冯志雄的人威逼下签的借条。张坤石夫妇在法庭上作了陈述和答辩，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庭审后，法官莫兆军通知冯志雄到法院接受调查。9月29日四会市法院作出判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张坤石夫妇所说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判决其败诉。老夫妇不服判决，但并未上诉，而是在法院围墙外喝农药自杀。经公安机关查证，张氏夫妇反映的情况属实，确为受人胁迫签下借条，莫兆军因玩忽职守罪被捕。经过一审和上诉，直到2004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才最终确定莫兆军无罪。 然而莫兆军本人及其职业生涯已遭受沉重的打击。 　　2015年9月9日，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生一起恶性案件，43岁十堰市民胡庆刚，因劳动纠纷诉讼二审再次败诉，将情绪发泄在法官身上，持刀刺伤四名法官。且胡庆刚作案手段残忍恶劣，一名女法官被刺两刀，贯穿胸腔，一名男法官被连捅七刀，贯穿右胸和后背。胡庆刚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所幸四名法官性命无碍。根据《南方周末》调查报道，胡庆刚行凶的动机是劳动纠纷索赔，证据不足，一审二审均败诉，他“一根筋就说他们老板有钱，肯定是买通了法院的人”，“我证据啥都有了，为什么不行?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工厂给他们送钱了，肯定是贪官。” 　　司法精英化和职业化已经成为当前法学界和法律职业界的主流声音，笔者也同意这个观点，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精英化、职业化给司法机关和法官带来的责任压力以及不合理风险。上面两个案例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我国法院和法官所承受的社会风险。莫兆军法官严格遵循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法原则，却因为被告人的过激行为被捕受审;被告的过激行为来自其对法律规范的不理解，但司法者也连带受到风险冲击。并没有证据显示胡庆刚案的法官贪赃枉法，仅仅因为当事人对社会和公权力机关的负面印象，以及他对证据规则不理解而导致的个人偏见，就使得法官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眼下社会上存在各种转型期矛盾和积压情绪，其渊源错综、成因复杂，有的来自立法漏洞，有的来自政治和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经济原因，责任并不都在司法机关。然而，法院和法官因为肩负了解决纠纷的职责，时时被推上风口浪尖，站在矛盾漩涡的中心。一旦社会非理性情绪爆发，法院和法官常常成为第一冲击对象。这对法院和法官十分不公正，但也是职业法官所行使的权力的附属现象。 　　(二)风险形成的原因 　　我国司法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众当中存在一种对司法机关和判决的不信任心态，不信任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风险。这种情绪所体现的深层问题相当复杂。传统理论认为，权力腐败容易导致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这种类型的不信任，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只需加强司法以及整个公务系统的廉政建设即可。然而，国内近期出现的一些现象，却显示出另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关注度很大的热点案件，其审判过程不存在徇私枉法的情况，程序上和实体上都没有法律瑕疵，但是民众依然不愿意接受判决结果，坚持认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经过对此类现象的观察，笔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