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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保护：在权力及权利之间——对全国首例在校生状告学校名誉 　中国编辑。　全国首例在校生状告学校侵犯名誉权的案情并不复杂，该案被告湖南外语外贸学院接到举报，反映有男同学曾在女寝室留宿，经调查核实后，遂对六名有关学生分别给予开除学籍等处分。六名学生受处分后，即以学校在大会上公开宣扬他们存在“越轨行为”，侵害其名誉权为由，诉至法院。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侵害原告名誉权，判决被告败诉。（注：见《男女大学生同床过夜事件起波澜》，载《读报参考》，2000年第4期。1999年12月13日，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原告在校发生违纪行为…… 　中国编辑。尊重程度的把握。因此，在法律明确禁止公开散布他人隐私，学校又未获授权公布学生违纪情况的前提下，学校的指名道姓张榜公布行为即构成侵权。 　　既然构成侵权即应得到救济。但考察我国现行立法，宪法列举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民法通则保护的各项民事权利，并不包括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1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的，应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再次强调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可见，在司法解释中将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范畴予以救济。它表明目前隐私权实质上被当作一种名誉方面的利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法律对隐私权保护不足的现状采取了相应对策，但这样对自然人隐私权的保护无疑是不充分的。从法理上讲，对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害在成立条件上并不相同。只有在行为人传播虚伪的不利于受害人名誉事实的情况下，方构成对受害人名誉权的侵害，而揭露、宣扬他人的隐私（尽管通常都是真实的）则可能形成对隐私权的侵害，而不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注：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对隐私权的保护上存在制度缺陷，此也即一审判决将校方公开原告隐私的行为，视作侵害名誉权行为的原因所在。因此，完善我国对隐私权保护的制度已势在必行。 　　然而，二审法院为何未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即校方行为是否侵权予以评价，而直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呢？若仅从司法操作层面分析，二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1998]26号《关于审理各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处理决定，当事人以其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直接取消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理由简单充分，且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冲突。人们亦难以提出质疑。但就理论和立法的价值体现而言，法学界不应沉默，而应对诸如此类简单技术操作所产生的弊端，对该案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的相互性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进行深入思考。 　　三、权利与权利的协调 　　考察该案引发的社会舆论可见，他们未像法律界那样，将问题焦点放在该案原告隐私权是否受侵害之上，而是像教育工作者普遍担心的那样，关心着若法院不支持校方，则学校今后还敢不敢管学生的问题。换言之，人们关心的并非该案的具体结果。而限于知识背景，他们未能将自己的关切以一种法律语言加以表述。事实上，他们关心的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学校管理权力的运作问题，而其背后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问题。 　　在传统法学理论上，权利之间有着界限划分，当法律严格界定并保护了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具体到侵权法领域，当加害人的行为不具备违法性，如正当防卫、合法履行职务时，不属侵犯他人的权利。美国法律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指出，当人们认为某行为是甲给乙造成损害时，因而会决定：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则会使甲遭受损害，因而人们决定的真正问题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2页。）因此，不论法院如何决定，只要它保护了一种权利，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就是权利的相互性。权利相互性，强调的是人们在充分自由活动的空间，两个权利间无法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明确界限。即使法律作出这样的界定，也只能在字面上保持权利的互不侵犯。但在处理现实问题时，立法和司法必须对此明定。否则无法形成秩序。 　　由此及彼，不仅权利与权利之间具有相互性，而且权利与权力之间也存在相互性。具体到本案而言，在学校的管理权力与学生的隐私权之间，限于目前国情，暂时也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界限。如果允许校方公开批评，必将侵犯学生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