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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及法律结构内涵解读 　　欢迎光临，本文选自《法制与社会》，版权归原作者和原期刊所有。 论文代写 　中图分类号：D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05-02 　“面子”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或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金耀基甚至认为“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在日常生活、公开场合甚至在外交场合中，面子都会构成人们衡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与妥当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在很多场合下，依照面子标准就会和法律标准产生冲突。但并不能因此简单的认为“面子”是应当排除的，一切应以法律作为标准去处理，而应该深入的去考察“面子”在我国社会存在的基础。而如何去解释并更好的配置“面子”和法律的适用关系就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和相对方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不同的关系所采取的行为标准也不一样。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动者的关系亲密和疏远不同，面子因素和法律因素在行为选择中的分布密度也不同。如果将关系看做一个由毫无关系到最亲密的关系之间的一个连续体，面子的密度随着关系的亲密程度成正比例变化；而法律的密度则成反比例变化。这可以很容易解释法学家常用到的“陌生人”“法律”和“熟人”“人情”的分析模式。因为关系陌生，人们在形成秩序时不可能一一进行谈判来建立秩序，也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建立双方认同的规则。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选择由国家标示的法律就具有规模效益，并且因为法律的外部性效应，随着社会的分化程度的加大，法律的适用就越重要。因此，在陌生人交往的条件下，人们选择法律作为行事标准是经济理性的。比如在公路上，两个陌生的司机不需要彼此了解各自的内部信息，只需要遵循最简单的交通规则，即能够形成良好的交通秩序。 　相反，如果行动者处在一个密切的关系之中，行动者共享同样的身份、角色、同一组织、同一家庭等等因素，人们行事时更倾向于采取以面子作为行事的标准而排斥法律的适用。同时，面子的适用密度还和一方能否退出这种亲密关系和退出的成本大小有关。如果不能退出或者退出的成本很高，双方的各种行为都将牵连在一起，彼此的行为和利益形成“双边垄断”的关系。无法退出的关系，如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他们之间在行事时更多依据面子标准，而较少采用法律标准。这可解释民事纠纷中子女和父母间的诉讼较少的原因，如果出现这种诉讼，也多是农村地区因为赡养问题而发生的父母诉子女。但父母多非心甘情愿，父母起诉子女并不是真的想要以法律的标准来获得救济，很多时候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子女意识到需要以亲情的方式来对待父母。更重要的，因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无法退出的双边垄断关系，他们之间的伤害都是双向的，子女败诉的同时，父母也会因为子女的名声败坏而受损。因此，“清官难断家务事”并非对法律的贬损。 　在家庭关系中，诉诸法律更多的是离婚诉讼，这个前提是国家对于婚姻效力垄断的结果，同时也是家庭这个基本组织破裂的边界。但我国近年来离婚诉讼的增多和女性离婚成本减小有对应关系。女性经济上的独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们对于离婚的非道德化处理也减小了离婚者名誉上的顾虑。这种变化导致离婚成本减小，也即退出夫妻关系的成本减小，人们会越倾向于用法律的标准来处理。相对的，中国古代的女性想要退出家庭关系的成本要高的多。郭松义先生考察了五十余部族谱，发现“凡有功名的绅宦之家，无一例再嫁。”而对于一般的人家，则要随意得多。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退出的难易程度和面子与法律的分布关系。 论文代写 　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对方。倘使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面子”，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便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潦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其道理即在于此。 　不同的社会组织中的相互关系也影响到面子和法律的分布。如果退出一个组织的机会成本很高，人们彼此之间的行事准则越倾向于面子标准。在我国现在条件下，做公务员无疑是很多人的最优选择。因此，在机关中，公务员之间行事会较多的遵循面子原则。在这种机制中，公务员之间遵循面子标准一般在同一级别间，或者是直接的上下级之间，一般不会出现在相差很多的不同级别之间。很通俗的来讲，一个厅级领导并不需要一个一般科员的面子来获得地位，而他的直接下级的面子则可以直接增加面子的权威。在不同层级之间，关系越远，面子的互动越弱，在上对下的条件下，更多会依照法律准则来办事，下对上则更容易选择面子，但这时候一般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而较少通过直接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