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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谈中文教育地位价值：最困难时期已过2010年12月17日09:15 中国青年报　　受访者：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1910~2010年，是一个系的历史，更浓缩着中国文学、汉语言文字的百年变迁。从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历经五四运动、西南联大时期、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文革”时期，再到改革开放、21世纪……人才济济的北大中文系，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信念，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下一个百年，在商业社会背景下发展的中国文学、中文教育，又会给后世留下什么？　　在10月23日举办的建系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特意澄清了社会上对中文系当下“生存困难”的误解。却又引发了一轮新的热议。不少人依然认为，包括中文在内的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普遍遇冷。近日，身在香港的陈平原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专访，“笔谈”中文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　　就精神气质而言，北大中文系师生与80年代更为契合　　中国青年报：回顾北大中文系的百年历程，几乎每一阶段都出现了许多名家大师。在您看来，哪段历史最令人神往？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的精神气质植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于学术底蕴，则主要得益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北大及北大中文系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其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对各大学、各院系影响不一，有造成严重伤害的，也有因此大大获益的。北大中文系呢，虽然杨振声、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但吸收了不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把王力领导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了，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　　你问“哪段历史最令人神往”，我更愿意谈谈上世纪80年代。一方面，我对那段历史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那十年的北大中文系，就精神风貌及学术成绩而言，是前两个“关键时刻”（指新文化运动和院系调整——编者注）的结合。　　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跟那时的整个中国学界一样，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有精神、有共识，意气风发，没多少琐碎的利益纠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也有激烈争论，但很真诚；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不深，但很执着。我曾经说过：“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80年代几乎所有着名学者的共同特点。”当然，这跟那时学科界线不明晰、学术评估不严格也大有关系。那时候，你可以特立独行，坚守民间学术立场，不太理会官府决策以及商家利益。现在，教授和学生比那时富裕多了，聪明多了，着述也多多了，但精神状态不行。这么说，有怀旧的意味，但绝非危言耸听——起码对于“人文学”来说是如此。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一次学术转型，舞台上挑大梁唱主角的，由“人文学”变成了“社会科学”。现行的这套政府强力主导、以项目申请和学科评估推动的学术制度，对社会科学家或许还行，但对人文学者绝对不利。崇尚独立自由、擅长单打独斗的北大中文系师生，就精神气质而言，与80年代更为契合。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北大中文系过去100年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　　陈平原：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句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既反对闭门读书，也反对盲目干政，如何理解这句话，就看你在什么语境中引说。强调大学乃“研究学理的机关”，是蔡先生的一贯主张，并非应付舆论压力的权宜之计。对于学生因政治热情高涨而放弃学业，蔡元培其实是忧心忡忡的。现在有些文章说蔡校长支持乃至鼓动“学潮”，那是不合适的。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专门撰写《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就是刻意表彰蔡校长的学术眼光。　　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次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研究、歌谣研究、风俗调查、明清档案整理、方言调查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在这一现代学术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无论人员还是研究方向，中文系都是唱主角的。　　这个研究所的创设，凸显了北大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以及“仿佛有点迂阔似的”的“北大的学风”。谈及北大中文百年的精神遗产，除了人所共知的文人轶事与家国情怀，我认为还应该突出学术上的进取与贡献。　　中国青年报：从前的荣耀似乎也给今天的师生带来巨大压力，北大中文系的很多人都在问“下一个百年，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些什么？”您有压力吗？　　陈平原：对于北大中文人来说，压力确实很大。做得好，人家说那是应该的；稍不如意，各种批评排山倒海。相对来说，我们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包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