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集聚及典范.docVIP

河套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集聚的典范 宋启超 内蒙古日报 2007.10.8 （7） 　　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河套文化依傍着草原与黄河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反复，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冲突走向和谐，在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融汇，近似于一种历史的积累性设计，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集聚、共生并在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嬗变为既有草原本色又具黄河精神的文化。人类的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突击创造，也不能凌空跨越，必须经过历史的积淀。面对河套文化的滥觞，我们不能不为其艰辛的源流和历程所折服，也不能不为其光辉的范例性而惊叹。 　　大量的历史遗存和考古研究成果表明：河套文化，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集聚，是在农牧主导地位的无数次反复交替中完成的。撇开史前先民的开发不说，在从春秋战国到清末民国的2500多年中，河套地区因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大致经历了5次从牧业为主到农业为主，再由农业为主到牧业为主和农牧并兴的重大反复和交替，直到新中国建立后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在这里，它集中映射着中华文明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光辉。 河套文化文明融合的典范性因征 从已有的历史考证和文化共识看，河套文化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集聚，其光辉的典范性，主要在于它与原生态的草原主流文化和传统的中原黄河文化不同，它是集合了两种文明优势基因的传承，作用于深厚久远的自然人文元素，其典范性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是生成环境的地理多样性。河套文化生成发育地区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这里有草原，平原，山地，荒漠，湖泊，湿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是河套文化发育因合的土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的多样性，形成了生物的多样性，也形成了民族的多样性。 　　二是构建元素的主体性。数千年以来，黄河与草原的变迁历尽沧桑，共同孕育了河套，在草原和中华文明母亲河黄河的臂弯里，孕育、生成了河套文化。 　　三是地缘影响的广阔性。从古到今，河套地区都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一个大区域，这已在学术界形成了不争的共识。其范围以黄河“几”字弯为中心，勾连着甘、宁、陕、晋、冀和内蒙古等六省区，甚或两国八省区。在全国，河套地区可能是最大的方言区。 　　四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河套地处中原与北方草原的接合部，也是民族交往的东西走廊，是草原的前沿，中原的边疆，地位特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今天国家气象定位中的河套地区，黄河流域管理定位中的河套灌区，都是一种全球或全国的视角，都显示着河套的重要地位。五是自然条件的优越性。从古至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中国北方，在黄河流域、在西部地区、在高纬度地区，河套的优越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句千百年来流传的古老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说尽了河套作为中华母亲河黄河骄子的优势。 　　六是历史演进的多变性。河套是游牧民族长期居住的地方，政治治属历来迭变。直到今天，分属于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海、阿拉善等地区。 　　七是移民杂居的复合性。从秦汉起，这里就开始大量移民。目前，据调查在河套地区跨域不到20多万平方公里的核心区，聚居着来自全国1000多个县市的人口，全国56个民族中有49个在这里分布。 　　八是多民族传承的凝聚性。这里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类活动的足迹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前。在数千年的交融发展中，这里更多时间是处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下，尽管“天高皇帝远”，统治中枢的控制鞭长莫及，但不论哪个朝代，以哪个民族为主体或哪个地区为中心，集中统一的趋势是主流。而相对于农耕文明或游牧文明，民族凝聚传承的生命力更强，它们是交替主导，互相吸纳，而不是互相取代，在凝聚中嬗变提升与中原地区同步发展。 　　九是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在地域、历史和多民族融合的演化过程中，河套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从其表征看，北方蒙古文化，阴山渔猎文化，黄河农耕文化，西域边塞文化、中原移民文化的元素一起交错汇聚融合，形式多种多样。其多样性是多民族血脉长期交融，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多色彩嬗变决定的。 　　十是文化内涵的精炼性。德国哲学家荣格有句名言，“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阴山横亘，黄河环绕，绿色繁盛，多元共生，草原的宽广，河水的坦荡，造就了河套文化内涵富有开放、进取、宽容、和谐的精神特质。正所谓文化如河，是说文化如同河流一般。奔涌的大河精神，奔放的马背风格，自强不息，与时俱进，萌发出巨大的内生动力。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不乏多元文化、不同文化的融合之例，但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向河套文化这样具有如此清晰的脉络，如此鲜明的特色，如此和谐的传承，一句话，没有如此典型的范例。河套文化对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特征有着最充分的体现。没有河套文化，我们几乎无法找到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接合，正是这一独特的文化共生体，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文明在发展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