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汉语修辞史研究及方法论思考.doc

钱钟书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傅惠钧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 本文从方法论角度探讨钱钟书的汉语修辞史研究，文章分四个部分：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相结合；专书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现象描写与原因解释相结合。 [关键词] 钱钟书 汉语修辞史 方法 在我国传统的修辞研究中，“史”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修辞学家多致力于修辞理论的探讨、修辞现象的描写和修辞学体系的建立等，对于修辞史的研究则很少涉及，因而成果不多。即使有所论及，也往往散见于各种文论笔记或修辞学著作之中，所论多为随感而发，不成系统。而钱钟书先生的修辞学研究，却别具一格。在他的整个研究中，“史”的意识特别强。他在《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中，每论及一种修辞现象，除了从本体上进行阐述以外，往往从史的角度进一步讨论，指出某一现象、方法或技巧的源流，梳理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他的这种努力对汉语修辞史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对此我们将作出全面的探讨。这里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谈钱钟书汉语修辞史研究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一、修辞史研究与修辞学史研究相结合 宗廷虎先生在《中国修辞学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① 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这里的“内部”与“外部”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就修辞现象的内外关系而言的。“修辞是运用语言内部手段适应外部语境以实现最佳表达效果的一种言语活动。因而任何一种修辞现象都关涉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修辞现象应该重视内部分析，即对用以提高表达效果的各种语言（文）材料与手段的分析，但也不能忽视外部分析，即对各种语境因素如交际目的、交际场合、交际时间、典型参与者、言语上下文、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的分析。”②汉语修辞现象的历史发展，自然也关涉这两个方面。钱钟书先生的修辞史研究，对于修辞现象的内部因素的考察自然是着力的重点，对于每一个具有特殊修辞意味的格式他都非常关注，并能进行入微的分析。但他同时始终不忘对于修辞现象的外部关系的考察，重视不同外部因素对于修辞形式与技巧的发展的影响。当然有时会各有侧重。如作者对“丫叉句法”的讨论，主要侧重在内。《管锥编》中多处论及这种句法现象。如《毛诗正义·关雎》云： 《序》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哀”即爱，……“哀窈窕”句紧承“不淫其色”句，“思贤才”遥承“忧在进贤”句，此古人修词一法。如《卷阿》：“凤凰鸣兮，于彼高冈；梧桐出兮，于彼朝阳；莑莑萋萋，雝雝喈喈”，以“莑莑”句近接梧桐而以“雝雝”句远应凤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皆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其例不胜举，别见《全上古文》卷论乐毅《献书报燕王》。古希腊谈艺谓之“丫叉句法”（Chiasmus），《关雎·序》中四语亦属此类。 在《全上古三代文》中论述了乐毅《献书报燕王》的用例后，罗列了《论语》等由先秦至唐宋间二十余例。他定义说：“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并指出其独特功能：“错互以成对照”“有意矫避平板”。论述时不但追溯了《诗·大雅·卷阿》中的原始用例，还注意到这种句法在结构上由简到繁的发展变化，如由先秦的两项逆接分承，到汉唐时“逆接分承增而为三”。先秦时只有句内逆接分承如《论语·乡党》“迅雷风烈必变”和句际逆接分承如《诗·大雅·卷阿》，而魏晋时“有扩而大之，不限于数句片段，而用以谋篇布局者。如诸葛亮《出师表》。”他还指出这种句法由显性逆接分承到隐性逆接分承的变化。如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怀》：“台前疑挂镜，帘外似悬钩，张尹将眉学，班姬取扇俦”；“同此结构而较词隐脉潜。弯眉近承钩，以其曲，团扇遥应镜，以其圆；正是叉法。” 如果说以上例子侧重在内部形式的历时研究，那么作者对于“比喻的两柄与多边”的探讨则主要是从外部关系入手的。《周易正义》中，钱老拈出《归妹》中的比喻现象：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九二：眇能视”；《正义》：“虽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犹跛人之足然，虽不正，不废能履，……犹如眇目之人，视虽不正，不废能视。”按“归妹以娣”即古俗之“姊妹共夫婚姻”（sororal polygyny）。《履》之“六三：眇能视，跛能履。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二挂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归妹》之于跛、眇，取之之意也，尚有憾尔；《履》之于跛、眇，弃之之意也，不无惜耳。一抑而终扬，一扬而终抑。……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辞之学，亟宜拈示。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比喻之两柄”。同时又以“水中映月”之喻为例指出这种现象在后世“释书”与“词章”中的“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