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企业号吸收社会储蓄.PDFVIP

论近代中国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 ――以 1930 年南京政府颁布禁令为中心的分析1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 朱荫贵 普通商号店铺吸收社会存款，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已逐渐形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不成 文金融制度。2 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当历经一定成 长阶段，有了一定规模的中国近代工商企业寻求更大发展，因而对资金需求更加旺盛之时， 这种商号店铺吸收社会储蓄的传统在新时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对于这种现象，学术界 3 对当时中国近代企业成立储蓄部吸收社会 已经有人从自筹资金的角度，发表过两篇论文， 资金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笔者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上述二文没有提到的，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普通工商企业和 店铺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现象发布禁令进行禁止，以及此项禁令出台的前因后果。笔者认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普通商号企业吸收社会储蓄现象的发展和演变，直接对 中国银行业的利益形成了冲击，这是促使上海银行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以及南京政府颁布禁 令的起因，这道禁令，同时也顺应了南京政府规范和建立新金融制度的意图。但是，禁令颁 布后，在种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下，南京政府的禁令最终却变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纸具文。那 么，制约南京政府禁令实行的因素是什么？南京政府禁令成为一纸具文的根本因素是企业的 反对还是其它？在此过程中，企业商号的应对方式和地方政府的反映如何？更值得思考的 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企业商号吸收社会储蓄这种中国金融体系的运 行方式？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给予关注和思考，给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国情和经 济金融运行方式的很好切入口。 本文将力图重建和分析这一段史实，进而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一、 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在二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发展和变化 普通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 期开始，这些公司商号吸收社会储蓄的方式和规模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 这些发展变化中，通过报纸等传媒刊登广告公开大张旗鼓进行宣传鼓动，为自己招揽 社会储蓄造势是前所未有的特点之一。对此，当时人王志莘在其所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 一书中就曾指出：“我国商家如银楼绸庄粮铺典当等等，向多吸纳社会存款，以资营业上之 1 、本文是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批准号04BZS030）的阶段性成果。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启祥、张秀莉的帮助，特此致谢。 2、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店铺企业吸收储蓄的情况，可参见刘秋根教授的研究，据他研究，早在明清时期， 经营“存款”这种金融业务的现象，就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除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经营存款 外，“也有一般工商店铺如盐店、布铺、米铺、杂货铺、珠宝铺等兼营的存款”，甚至“一些在地方家产 殷实、且经济信用较好的财主有时也接受他人寄存，并付给薄息”。“从存款客体来看，既有各级官府、 也有各类社会性团体如宗祠、会社等，更多的则是私人家庭和个人。从存款的具体内容看，既有按期提息， 用于种种专项用途的基金性质的存款，也有因工商经营、日常生活消费而引起的以寄存和生息为目的的存 款……”。见刘秋根著《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8、139 页。这种传统社 会中店铺企业吸收储蓄的现象，作为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不成文规则吸收进中国近代企业的制度中这一点， 可参见拙文《论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中的中西制度结合》，收于张忠民、陆兴龙主编的《 企业发展中的制 度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3 、这两篇论文分别是施正康发表在《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上的论文“近代上海企业的自筹资金 活动”和孙利平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 1期上的论文“试析中国近代企业的附属储蓄存款 机构”。这两篇论文都以中国近代企业自筹资金和企业吸收储蓄的存款机构得以存在、维持和发展为中心 进行分析，对当时社会上普通商号吸收储蓄，1930年南京政府发布禁止普通商号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