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docVIP

浅析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 [摘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一种国家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从隋唐确立到清末1905年废除，历经1300余年，对学校教育的影响颇为深远。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的影响已深入骨髓。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和场所；学校教学内容也受到了限制，教学内容单一呆板，抑制了人才的创新；学校教育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文章试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关键字]明清;科举考试;学校教育;八股文 引言：科举制从隋唐确立，经宋元完善，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期。明太祖朱元璋以濠梁之民的身份崛起于元末群雄之间，在长期征战厮杀中深知“聚贤任才，立国之本”的道理。在他统一全国后，经过连续开科举取士之后，发现科举所举得人才行事能力不佳，于洪武六年二月诏停科举而用察举。然而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他通过实践反复比较，最终于洪武十七年将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并使其成为定制，成为明清两代统治者恪守的“永制”。[1]p72-73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命题，考生所作的经义、书义之文，仿效宋王安石提倡的经义格式，文体使用对偶，内容沿袭程、朱旧说。后又经过一代代士子吸收演变，科举制度的革新，八股文形成，并最终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得以固定。明代还将学校纳入科举体系，使“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成为储才以应科目的地方，使人才培养和选拔完全联系起来。明代的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其高度定型化、程式化，完全成为取士的正途。而清代这种形式更为严重，学校完全以科举考试为教学任务中心，一切教育都服务于科举考试。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封建专制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其思想，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目的。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科举成为了当时士人唯一的入仕之阶，也禁锢了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明清时期科举制发展到顶峰，学校教育完全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文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点，求学者学而不知所学。本文将主要从明清时期学校性质和明清学校教学内容来论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国子监课士之唯以科举入仕为务。国子监但有考课、而无教学可见。”[2]p112可见，上到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都已经丧失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功能，只不过是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最终目的。 因为科举注重八股文，所以学校教学内容也以八股文为主，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应考。学校教学注重八股文，政府干脆选定编辑一本《钦定四书文》作为标准范文，考生只需要死记硬背。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考试怎么考，学校就怎么教。这就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受科举考试支配，培养只会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而存在，学校的一切培养目的、培养计划、教学内容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服务。 2.书院逐渐成为服务科考的场所 书院作为学校教育的又一种补充在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明成化以后至嘉靖朝书院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康熙年间又得到广泛发展，雍正以后又出现了乾嘉时期和同光时期两个活跃期。书院创办之初是为了教育士子，但是到了清代也逐渐受地方管辖。“書院自唐以來，為藏書、講學、祠祀、考課之地，但明重講學，而清重課考。”[3]p3892考课分官课和师课，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主持，府、州、县由该地方官主持。师课由院长主持。大概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二次，所以这样一来，师生的学业也同受政府查验。 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到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的名目。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科举两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两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值五名。[4]p98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 到了清代，书院逐渐官方化，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培育科考士子。清代书院的设立或修复多先经奏准，由帑金或地方公项维持，受地方督抚与官吏的监督。正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一书所说：“大抵清代的学校制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由地方学出贡为真、监生。即可入仕。旗学、社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与府、州、县学暨国子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2]p104 清代书院重在考课，所以多数主讲者也只知道从事考课而不讲学，而考课又大抵重在诗、文两项，所以书院还是在为士子科举做准备。汤成烈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论清代学校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