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docVIP

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 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重视亲情，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处事中庸，反对“过”与“不及”。它所创造的文化，其特点与这种民族性格完全一致。　　一、教育——充分运用美感形式，艺术教育占重要地位　　教育，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形式言，都是文化的。概而言之，中国自上古直至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之前，教育上重视人文学科，重视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将教育艺术化，审美化。　　中国自古就有“先王乐教”的历史传说，并为先秦两汉诸子所津津乐道。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总结西周以来礼乐教化的经验用“六艺”——礼、乐、书、数、射、御教授他的学生，礼乐已失去政治功能，完全变成教育科目。中国古代的乐是音乐、舞蹈、歌诗三位一体的综合体艺术，乐教，用现代话说就是艺术教育。孔子十分重视乐教，并把乐教放在礼教之上，认为是人格修养的最后完成，使道德进入最高境界，即他所说的“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也。　　中国古代教育在方法上也是很独特的，一是充分利于美感形式于教育，古人称之为“美教化”（《毛诗序》）；二是重视榜样教育，很少抽象说教，不太讲什么“定义”、“规则”，整个教育过程不离开感性具体活动。例如，讲诗、讲古文，教师并不首先解释诗句、文义，也不讲什么主题思想等抽象概念，不是要你先理解，而是要你先体味，所以只是教你诵读，而且摇头晃脑，音调要抑扬顿挫，富有音乐节奏感。讲习字书法绘画，不是抽象地讲规则、方法，而是要你首先临摹前人的成功之作，在临摹中逐渐领悟规则与方法。戏曲、工艺等，更无讲义、教科书之类，甚至师徒根本就不识字，因此师傅怎么唱，你也跟着唱，师傅怎么做，你也跟着怎么做。在艺术教育上，中西方都有“模仿”一说，但内容大不一样。西方是模仿自然，模仿现实，中国是模仿人工，模仿他人；西方的模仿是目的，是为了再现现实，中国的模仿是手段，目的达到，手段也就不需要了。不仅艺术教育如此，其他教育也要模仿榜样。正如蔡元培所说：“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依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泥。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遂以不能独异。”（《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选拔和任用人材，其标准也是看重人文方面。汉代官吏的来源，一是京师的太学的博士弟子，一是郡县推举的孝廉、茂才，都是学儒读经之人，并不管他有无科学知识和技能。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科考的主要内容是诗赋和明经，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也有设科的时候，却从未占据重要地位。明朝科考，改作八股文，其内容是按朱熹所注“四书”、“五经”的范围进行发挥，科技方面也同样没有地位。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全面发展，经常使用三项标准，除道德标准外，还有“才”、“艺”两项。“才”是才干，“艺”是审美能力，即对诗词书画琴棋等是否有修养，是否有鉴赏眼光。人们说某人多才多艺正是一种赞扬之词。　　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整体把握和洞观感悟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也不太相同。形象思维、洞观感悟和整体把握始终是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王国维所说的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就是一种具体的、整体的把握方式，与西方的抽象与分类相对而言。既然是具体的、整体的，必然也是感性的。在中国人的思维过程及其成果中，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较严格的界限，不仅生活中是如此，学术研究中也常常如此。近些年来，对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研究的人多起来，看法也大同小异。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有人说是一种“球状思维”（即立体的思维），也有人说是“体悟型思维”等等，都是与西方那种逻辑的、抽象的思维方式相对而言，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感性直观特点。刘长林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归纳为十个方面：　　一、较早的主体意识和浓厚的情感因素；　　二、重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而超过实体；　　三、重视功能动态而超过形质；　　四、强调整体、尤其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五、认为整体运动是一个圆圈；　　六、重视形象思维，善于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融汇贯通；　　七、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　　八、喜重平衡均势，强调调和统一；　　九、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　　十、长于直觉思维和内心体验，弱于抽象形式的逻辑推理。（《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8页）以上十个方面都是与西方的思维模式相比较而言的。其中一、三、四、六、七、十几项与我们的论题，更有直接关系；形象、直观、体悟、整体等把握事物的方式，虽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