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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我国可持续发展制度能力建设的若干建议 杨多贵　　周志田 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思想，赋予了可持续发展崭新的内涵，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进入了一个以可持续发展基本制度创新和基本制度能力建设为重点的崭新的阶段。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及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等基本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基本经验。我们研究组认为，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制度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应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决策制度上，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其次，在法律制度上，应尽快制订《中国可持续发展基本法》和《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第三，在经济核算制度上，要积极推进“绿色GDP”核算制度的试点和推广。第四，在国家财政制度安排上，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第五，在国家政策体系上，要建立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评估制度。 一、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是指在决策过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把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结合起来，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合理安排，全面考虑，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制度是环境、经济、社会这三方面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原则在决策上的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科学化、法制化。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制度是对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协调，是尽可能地保持和维护最佳的综合利益和效益，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结合，即是对“代内”人类利益和“代际”人类利益的兼顾。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是对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综合决策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的制度安排，以及综合决策的程序、过程和综合决策的治理结构进行评估和规范的总称。根据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的主体、决策的对象、决策的范围，综合决策机制分为三个层次、三大基本类型，即宏观层次上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中观层次上的重大工程项目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和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布了指导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纲领性文件――《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明确提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21世纪议程》专门把“将环境与发展的内涵纳入决策过程”，作为重要的一章，提出要“在政策、规划和管理的各个层次上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决策”。 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的建设，1994年中国政府率先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纲要――《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明确地提出了把“逐步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法律体系，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作为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行动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政策手段。并且强调：“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调整现有政府部门的职能，加强部门间的广泛协商和合作，建立协调的管理运行机制和反馈机制，使各部之间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必要时建立新的组织协机构，以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将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监督和共管、环保投入、公众参与等4项制度列入《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纲要（1998-2002）》。1998年3月15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对区域和资源开发，要进行环境论证，建立有效的环境管理程序，使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化、规范化。”200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各地抓紧编制生态功能区划，指导自然资源开发和产业合理布局，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健康发展。”2001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强调，“建立综合决策机制，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进一步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完善和强化环境保护规划和实施体系，探索开展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和流域开发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使综合决策作到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开展重大环境政策、规划和法规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提高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效率。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协调解决地区、流域之间重大环境问题，审议重大环境政策等重要事项。” 目前，虽然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已经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重大经济技术政策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