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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汉口音乐活动场所的转型 一、近代汉口音乐活动场所的转型 (一)汉口租界的设立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 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首先在汉口设立租界，随后，德、俄、法、日等共5个国家先后在汉口设立租界，总面积近三千亩。[1]租界的设立使得这一区域完全摆脱了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由于租界 当局的默许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位于租界内的戏园、歌舞厅、公园集会、团体活动、公馆会所等也成为各种非正统思想发布、交流的载体和场所，从而拓展了公共空间，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发展 。例如从楚剧进入汉口的进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租界对于楚剧的包容，为其演出与发展提供了公共空间。由于楚剧早期在农村演出，被视为“花鼓淫戏”而遭到清政府的查禁，在乡村被禁演。[2]楚剧 开始转向城市发展，1902年秋，同庆班率先进入租界内的茶园演出。[3]至宣统三年(1911年)，汉口各租界纷纷开设花鼓戏园，聘请“乡班”来租界演唱，如英租界德双桂、天一、春桂茶园，日租界的金 谷茶园，法租界德丹桂茶园等，计17家。[4]此后茶园演戏渐成风气。正是由于租界空间的这种特殊性，不仅让楚剧这样当时被政府禁演的音乐活动形式在租界得以立足与发展，而且为茶园这样相应的演 出场所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保障。这种公共空间的模式很快被延伸到租界之外，对整个汉口产生了影响。 (二)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开始在湖北推行新政，在督鄂18年的时间里，他推行的“湖北新政”不仅对湖北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整个汉口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创办现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武汉的民族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其二，以“中体西用”的思想为指导 兴办新式教育，构建起传统教育与新式教育，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军事教育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其三，对汉口进行现代型城市的市政建设。1899年，汉口成为有独立行政权力的城市 ，在张之洞的有效治理之下，汉口华界的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开始起步。 张之洞对汉口进行现代型城市的市政建设，对汉口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自从张之洞奠定了武汉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之后，武汉市政建设在20世纪前半叶尤其是民国中 期获得长足进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成为特别市，独立的具备现代政治形态的城市政府正式建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城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城市规划的制定、功能分区的划定、一系列 城市管理制度和规定的出台，将城市的发展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运行轨道之中；市民对城市的责任观念、公共意识开始形成；市容市貌大为改观，现代化都市风貌初具规模。[5]张之洞“湖北 新政”的推行不仅在公众舆论上给了公众比以前更大的自由，而且其现代城市型的市政建设为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的形成提供了保障，这些为汉口音乐活动场所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三)汉口经济的崛起与城市公共空间 明清之际汉口人口迅猛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各地的商人。粗略估计，鸦片战争前，各地商人在组建了大量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公所共三十八个。到清朝前期，汉口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 庞大的商人阶层和拥有雄厚经济实力、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商业集团。[6]清朝前期，汉口镇的港口运输业突飞猛进。汉口镇的港区主要分布在汉水口两岸，而以北岸为主。汉水口两岸所停泊的船只常在 二万四五千上下，水口两岸的码头区，作业十分繁忙。[7]开埠以后，汉口贸易整体结构迅速被打破，由一个内贸型商业中心发展成为一个外贸型国际商埠。汉口在长江干线商路的地位急剧上升，逐渐占 据汉口商业交通网的支配地位。[8]1905-1916年之间，汉口与上海、天津、广州几大商埠相比较，进出口贸易额一直居于第二位，成为与上海并驾齐驱的重要贸易港埠。[9]正是由于汉口经济的迅速发展 ，才得以为大量的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支撑，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大规模移民与近代汉口的公共空间 明清至近代数百年间，汉口主要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与明末至清中期持续达两百多年的外省人口大量迁入湖北的过程相一致；另一次则与汉口的开埠通商相伴随。在全国性人口激增和城市近 代化速度加剧的大背景下，后一次移民数量要远远超过第一次。汉口的移民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商贸性移民。商贸性移民是汉口移民的主体，几百年间，汉口人口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20世纪初的 80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商人。这些移民分别来自中国11个省近70多个府县。二是灾难性移民。如1910年各省灾害频繁，米价上涨，汉口聚集移民达二十余万人。三是政治性移民。这类移民主要有军 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