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夨簋诸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先秦史研究室.DOC

叔鼎的定名与西周历史上的国 陈 絜 马金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古史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之解决，多仰仗于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新证据。尤其是殷商与西周时期，甲骨刻辞与周代金文逐渐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史料，不经意间所发现的某些新材料，往往会成为解决相关疑难问题的钥匙。显然，山西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鼎，大概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本文试就该器的定名及与“”字的释读有关的诸如“王”的族源、来历等问题做出论述。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同好斧正。 当然，与“”字有关的问题还有一些，例如西周历史上诸虞（吴）的关系问题，但这个话题过于复杂，而相关的材料尚有缺环，故还是留待条件成熟后再作讨论不迟。 一、关于叔鼎定名的补充性意见 在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中，曾于M114中出方鼎一件。从该鼎形制、纹饰及铭文布局各方面看，为典型的西周早期器物。在方鼎内壁，共铸铭文8行48字（图一）： 隹（惟）十又四月，王、 　大、，在成周。 　咸，王乎（呼）殷厥 　士，叔以裳、 　车马、贝卅朋。敢 　对王休，用作宝 　彝，其万 　 年扬王光厥士。 图一：叔虞鼎铭文拓本及释文 该器铭文，已有众多学者加以考释，笔者以为，除“”字之外，铭文大意或已基本搞清，故隶定与句读主要上是取众家之长而成，其中“”字从黄锡全先生说，“裳”字取吴振武先生说，其他多从李伯谦、李学勤两先生之意见。其大意或可串讲为：某年十四月，王在成周行、大、等祭祖礼。礼完毕之后，王召集参与祭祀的众士，并赏赐给叔裳、车马以及货贝三十朋。于是叔称颂周王的休美，作宝彝以示纪念，并永远称扬周王赏赐众士的恩德。 该器铭文的意义是多方面，如“惟十又四月”之辞，在周初历法研究上很有价值，联系新近发现的覐公簋铭文“遘于王令昜（唐）伯侯于晋，惟王廿又八祀”之记录，说明我们对西周历法、王年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上个世纪末“断代工程”所作的周初王年的拟合工作目前看来似有缺陷。可以肯定，成王与康王二者中，起码有一王其在位年数有二十八年，设若覐公簋铭文中的“王”确系康王，那么其在位年数很可能有二十九年甚至更高。这一结果与“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周初王年的初步意见之间有较大出入，而其中的症结之一或在于我们原先过高地估计了周初历法的严密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许多现代手段反而显得不太适用。再如，通过对“叔”的考辩，有助于对西周晋国历史与晋侯墓地的认识，尤其祭祀礼器的埋藏问题需要我们做综合性的全面细致的梳理。当然，考辨“”字，对清理聚讼已久的宜、虞、吴诸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所助益，尤其是对金文“”国的认定，帮助极大。现在，我们回到正题，来说说“”字的声读、本义与方鼎的定名等问题。 铭文中所涉及的两位人物，一为周王，一为叔。李伯谦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指出，“我颇怀疑铭文中的叔夨就是晋国之始封君唐叔虞，主持祭祀的王就是成王”。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考虑到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以及该鼎的形制，我们同样认为，这样的推测很有道理。但不同的意见还是很多，主要的疑问便在于“”、“（吴）”、“（）”、“（虞）”几个字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所以，我们愿意联系金文、竹简文字等材料，从字形的角度进一步论证李伯谦先生的意见。 在讨论上述四字的关系时，我们似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就是形声字的来历，或称之为形声字的造字途径；其二，则是古文字中的增繁问题如添加“口”部的现象。 第一、在汉字的古文字阶段，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在初文之上添加声符，二则是在已有的文字上添加义符。至于直接拼合声符与义符而形成新的形声字的方法，不要说在古文字阶段罕见运用，即便在整个汉字发展史中也很少被使用。这个问题，裘锡圭先生有非常细致的论述，这里似无须饶舌了。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则是第一种造字途径。如“饮”字，最早是从“酉”从“欠”（或省作“人”形）会意，作“”（甲文，《合集》10406反）或“”，后来为标识该字的读音，所以添上一声符“今”而成“”之形。又如“扬”字，初文“”为从“玉”从“丮”会意，而我们熟知的即如本铭中的属于形声字系统的“”构，显然是在“”字的基础上添加声符“昜”而成的。所以，商周金文中文义近似的词句中会使用不同形构的“扬”，例如： 1、省（扬）君赏（小子省卣，《集成》5394，商晚期） 2、（扬）王光厥士。（本器，西周早期） 当然，还会有些通假现象，如： 3、貉子对昜（通“扬”）王休。（貉子卣铭，《集成》5409，西周早期） 4、仲休。（尊，《集成》5988，西周中期） 由貉子卣铭文中的假借字“昜”字之用为推断依据，再加上“”、“”二字在时代上的早晚关系，可以肯定，“”乃是一个双声字，而其中所从之“昜”，必属后添的声符。至于西周金文中习见的“”、“”、“”、“”、“”诸形，其实都是“”字的变体。其中“”构是由于古文字阶段文字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