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的疾疫和宗教.PDFVIP

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 林富士 本文主旨在於探討東漢晚期疾疫流行的情形，及其與當時宗教情勢之間的關係。 據范曄《後漢書》的記載，中國社會在桓、靈二帝時期（147-189 A.D.）飽受「疾疫」的 侵害，其後，在獻帝期間（ 189-220 A.D ），則似乎只有建安二十二年 （217 A.D. ）有「大疫」 發生。然若綜合各種不同的史料來看，則一種或多種不知名的「疾疫」 （即現代醫學所說的 「流行病」），在東漢王朝最後的三十多年間，仍不斷侵襲中國社會，儘管可能只是間歇性的 肆虐於某些區域。 造成東漢晚期疾疫流行的原因已很考定，但其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卻可加以評估。單以宗 教而論，巫祝的活躍、若干廟的興建、厲鬼信仰的熾盛、新興道教團體的崛起、佛教在中國聲 內的勃興，其實都和疾疫衝擊下，人心格外顯得憂懼疾病、多人渴求醫護的社會情境有緊密的 關係。而巫祝、道山、與僧人，針對當時人的需求，適時提供了心理或生理上的醫療與救護， 也使他們各自吸引了不少的信徒，因而形成三者鼎足而立的局面。 當然，單以疾疫流行的社會情境，並不足以解釋巫、道、佛三種宗教勢力在東漢晚期的發 展。但是，疾疫流行與宗教情勢二者之間在當時的緊密交纏，卻也不能忽視。 壹、引言 桓帝元嘉元年（151 A.D.）「春正月，京師疾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桓帝延熹四年 （161 A.D.） 「春正月，大疫」。 桓帝延熹九年（166 A.D.）正月己酉詔曰：「比歲不登，民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 困」。 靈帝建寧四年（171 A.D.）三月 「大疫」。 靈帝熹平二年（173 A.D.）「春正月，大疫」。 靈帝光和二年（179 A.D.）「春，大疫」。 靈帝光和五年（182 A.D.）「 二月，大疫」。 1 以上所引的七條史料出自范曄（398-445 A.D. ）《後漢書》的＜孝桓帝紀＞及＜孝靈帝紀＞， 雖然只是寥寥數語，卻深受近代學者注目。一般來說，學者大多把靈帝中平元年（184 A.D.） 的「黃巾之亂」視為東漢政治社會史的重要分水嶺之一。因為從此之後，一則盜賊蜂起、流民 1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7 ，頁296-297 ，308 ，317 ，卷8 ，頁322 ， 334 ，342 ，346 。 2 四竄的情形便連年不息，二則刺史與郡守擁兵自重、軍閥割據、交相攻戰的局勢成形。 而前 此二、三十年之間頻頻爆發的疾疫之災則被認為是「黃巾之亂」產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因為 3 「黃巾」的首領張角乃以「大醫」自居，並且透過醫療活動傳佈信仰、吸引徒眾。 因此，對 於流行於東漢末年的疾疫，我們除了該評估其損傷人口、破壞經濟、蹂躪社會的程度之外，也 應考察其與當時宗教發展之間的關係。 然而，有關這項課題的研究，大多局限於探索桓、靈二帝時期的疾疫及其與張角「太 平道」興起的關聯。這種局限主要是受制於史料。因為，從「黃巾之亂」起一直到東漢覆亡為 止的三十七年間（184-220 A.D. ），有關「大疫」的記載，在范曄的《後漢書》中只有靈帝中 4 平二年（185 A.D.）及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217 A.D.)兩次， 而有關宗教的活動更是絕少見於 「正史」的記載。但是，范曄以及諸家《後漢書》（以今存之內容來看）對於獻帝時期疫災的 記載可能有所疏漏，因為，獻帝時期，東漢都城曾二度搬遷（初平元年自洛陽遷長安、建安元 年自長安遷許昌），中央政府常處流寓狀態，且又失去對各地的控制，原有的「上計」和「監 察」制度不再能實際運作，宮廷所藏的典冊簿籍又頻遭戰火，因此，史官（或有志寫史者）能 否獲得完備的檔案和資料以記當時之事甚為可疑。故而，在東漢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