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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的应对 陈 敬 （江夏学院（筹）法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7 ） 摘要：WTO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而且日益取得发展中国家的信赖，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本身也存在若干缺陷。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争端大幅度上升。深入研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针对中国的特点和现状得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问题。 关键词：WTO 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策略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评价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范围、管理与运作、一般原则、基本程序、建议与裁决的实施和监督、补偿与减让的中止、涉及最不发达成员国的特殊程序、专家组的工作程序、专家组复审等环节构成。其中，基本程序最能体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涵蕴。具体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程序包括： 　　1.协商；2.斡旋、调解和调停；3.仲裁；4.专家组程序；5.上诉程序；6.对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的监督；7.制裁(补偿与报复)。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已经呈现出诸多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不同的特点。比如，它是一种司法性和政治性交融的综合性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质在于：不是决定当事国在有关案件中的胜败或制裁某一当事方，而是求得有关争端的有效解决，维持和恢复争端当事方依照有关协议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 与GATT争端解决机制偏重于政治途径的解决方法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化特征主要表现在：(1)明确规定采用国际公法解释规则；(2)争端解决程序的各环节趋于严密和紧凑；(3)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具备“雏形国际贸易法院”的特征；(4)强化了司法管理。正因为如此，可以预言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促进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WTO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协调解决成员方之间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出现的贸易纠纷与争端，在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各成员方经过长时间讨论与协商，拟定出《关于争端处理规则与程序谅解书》（DSU），设立了常设性的争端解决专门机构，使WTO的争端解决更具明确统一的程序、规则和时间限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分析 从WTO成立以来到2003年年底，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共受理了301件争端案件，它在国际贸易领域定权止争的功能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地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在近十年的运行过程中，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固有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上诉程序的缺陷 WTO上诉复议程序是使WTO争端解决机制更趋向司法化的一项制度创新，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但由于这种新生的制度没有赋予上诉机构一些重要的审查权力，导致争端解决机制在运作中出现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越权，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根据DSU第17条6款和13款的规定，上诉限于专家组报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作的法律解释，上诉机构的职能是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裁决和结论。这一规定不仅将事实问题明确排除在外，而且还把案件本来可能涉及但专家组报告中没有涉及的法律问题排除在外。在国内民事诉讼法中，上诉法院有权对当事人的上诉是否符合上诉法院的受案范围进行审查。同样，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上诉机构可以受理的案件范围是有限的，只有符合上诉条件的案件，上诉机构才有权进行实质审理。因此，争端方在行使上诉权时，上诉机构理应有权对其上诉的适格性进行审查，并对不符合上诉条件的争端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但DSU并没有赋予上诉机构以审查权，也不允许上诉机构驳回不符合上诉条件的诉讼请求，而是规定一旦争端一方在合理期限内将上诉决定通知DSB，案件就自动进入上诉程序，上诉机构必须予以受理。这样的规定与国内法相比无疑是个缺憾，在实践中对争端的解决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证明问题上的不足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举证责任的确定问题。国际性司法机构中的举证责任(Burden of Proof)是指各争端当事方根据可被接受的规则，证明其主张直至主张能为法庭所接受的义务。但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对举证责任规则的明确规定，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实践中大量的运用自由裁量权，针对个案将举证责任酌情在争端双方间进行分配，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稳定性。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证据规则问题。任何纠纷的核心问题就是证据问题，整个纠纷的解决活动也是围绕着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判断来进行的。证据规则是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在协商程序，斡旋、调解与调停程序，仲裁程序，还是在专家组程序及上诉审查程序中，证据的运用都是导致当事国胜诉或败诉的关键因素。但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强制取证、对证据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