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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视角下反倾销措施适度实施问题探究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运用动态博弈的基本思想，构建本国政府、国内厂商、倾销厂商、其它国外厂商四方动态博弈模型，系统考察反倾销措施是否真正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研究发现，当其它国外厂商边际成本高于国内厂商或倾销厂商时，反倾销措施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当其它国外厂商边际成本同时低于国内厂商及倾销厂商时，反倾销措施可能会有损公共利益。进一步地，当反倾销措施有助于公共利益时，最优反倾销税率与本国市场容量、三方厂商的边际成本有关。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实践中反倾销措施的适度实施给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反倾销 公共利益 贸易转移效应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各国政府对本国产业保护倾向随之增强，反倾销作为符合WTO公平贸易原则的贸易政策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频繁采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国外产品在华倾销日趋激烈，严重制约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壮大，因此我国政府也多次采用反倾销措施对重要产业加以保护。近年来，我国对外反倾销调查案件已经涉及化学、电子、冶金、造纸、纺织、医药和轻工业等多个行业。2011年10月，商务部最终裁定，在调查期内，原产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己内酰胺存在倾销，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接受商务部提出的征收反倾销税的建议，并作出决定，自2011年10月22日起，对原产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己内酰胺征收反倾销税，税率在2.2%-25.5%之间。 尽管反倾销措施正逐步成为产业保护的重要手段，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反倾销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即在保护国内受损害产业的同时，将对消费者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反倾销的福利效应时，业已提出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应符合公共利益原则，不能片面保护受损害产业的利益（沈瑶等，2003，2005；朱钟棣、鲍晓华，2007）。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反倾销税针对的是特定进口厂商，这种不同于一般关税的歧视性很可能导致贸易转移效应的产生，即由于反倾销措施导致指控发起国对某倾销对象国涉案产品的进口减少，为维持一定的供求平衡，促使指控发起国对于非指控对象国同类产品的进口增加。就一般关税而言，征收关税对全部进口厂商和国内厂商的影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一定会随之扩大；但反倾销税的征收尽管可以有力地减少对倾销厂商的进口量，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却会使得同为竞争对手的其它进口厂商一并获利，从而在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中，反倾销的贸易救济效果会被削弱。 可以看出，由于反倾销税的征收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故而会对产品消费者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但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倾销厂商减少的进口量可能会为其它进口厂商所替代，从而限制国内厂商的产量增加。由此可见，反倾销对其它进口厂商具有正的外部性效应，由于其它进口厂商同为国内厂商的竞争对手，因此就产业保护的角度而言，这种正的外部性是我们不希望有的。进一步地，在更为严重的情况下，在十分强烈的贸易转移效应下，反倾销措施甚至可能只是“为他人做嫁衣”，即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仅仅换取了国内产业十分有限的发展，更多的利益却为其它进口厂商所占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或许应该对反倾销措施的实施采取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既不能过于盲目的采取反倾销措施，也不能步入“因噎废食”的另一极端，在本当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犹豫不决。由此，本文将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分析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时，反倾销措施是否真正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为实践中反倾销措施的适度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文献综述 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救济手段，其直接效果是通过抑制进口保护国内产业。基于美国（Staiger and Wolak，1994；Krupp and Pollard，1996；Prusa，1996）、欧盟（Messerlin，1989； Brenton，2001）、中国（鲍晓华，2007）的相关研究表明，反倾销的贸易抑制效应十分显著。由于反倾销可以针对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厂商，本质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因此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国内外学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做出了有力支持。Prusa（1996）根据1980年到1988年美国反倾销的产品贸易数据，发现贸易转移效应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最后没有裁决的反倾销案例，非指控对象国的进口量在立案后也有明显增长；Lasagni（2000）通过对欧盟进口的CD-ROMS的研究发现，在实施反倾销税之后的第三年，非指控对象企业的进口增加了大约40%；沈瑶、王继柯（2004）以丙烯酸酯为例，考察贸易转移效应，发现第一次立案时贸易转移问题非常突出，但通过第二次立案扩大涉案的对象国有效地抑制了贸易转移效应，从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