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方法”在民族法学研究中的应用.docVIP

　　“个案研究方法”在民族法学研究中的应用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方法乃是人们为了获致某种成果而采取的特定活动方式，既包括思维方式，也包括行为方式；因而方法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将某一领域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法归结起来并给予理论上的概括和解说即为方法论；方法论为具体方法提供理论指引。 　　就科学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指研究人员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工具，求得一定认识成果或实验结果的过程之形式。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目的乃至于研究所借助的工具的不同，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会有所不同，但必须符合方法论的科学要求，否则其研究的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 　　民族法学的研究方法本是一个极为平常的问题，甚少受到关注。但是近年来随着民族法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其固有研究方法的弊端逐渐暴露，并制约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民族法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获得话题意义。 　　一、民族法学蓬勃成长，其既有的研究方法却略显单薄 　　民族法学随着民族立法的规范化而出现，随着民族法的专门实施而发展，最终随着民族法的知识普及和正规教育而创立、独立。我国民族法学的首倡者史筠教授指出：民族法学是研究一切多民族国家内部如何用法律手段处理和调整民族关系的学科。[1]著名民族法学家吴宗金研究员认为：民族法学是以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2] 　　 　　概而言之，民族法学是一门以民族法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以法律手段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学学科，是法学和民族学相互结合的学术结晶。作为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民族法主要是以民族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一个法律部门，其渊源既包括静态的民族法律法规及民族习惯法，也包括动态的民族法制运行。其中民族法律法规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民族习惯法由民族民间社会约定俗成；而民族法制的运行机制则较为典型地表现为民族纠纷的化解办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法律科学的全面繁荣，民族法学亦蓬勃成长，研究成果和学术产品层次不穷。民族法学的知识体系由民族法制基本理论和若干相关理论知识共同构成。其中民族法学者通过研究民族法而提炼民族法知识、获致民族法理论的方法即为民族法学的研究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的宋才发、王红曼等学者所著《中国民族法学体系通论》一书可谓民族法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该书关于民族法学研究的方法章节在泛泛地论述民族法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思维方法之余，提到民族法学研究还必须兼容法学和民族学所常用的一些方法，其中既包括传统的方法，又包括现代的方法。该书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并未作详细阐述，只是表述法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包括历史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方法，民族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包括田野调查法、直接观察法、历史叙述法等方法，而现代法学和民族学都特别强调的方法包括实证调查法、相关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跟踪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进而强调这些方法也是民族法学研究中所必须借鉴和采纳的方法。[3] 　　民族法学专家吴宗金、张晓辉所主编的《中国民族法学》一书系民族法学教学的常规选用教材。该书当中有关民族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篇目认为有两种方法需要特别注意:其一为特别方法，其二为一般方法。民族法学研究的特别方法，是指民族法学要立足于民族特点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包含特殊因素，且这些因素贯穿于民族法制各个环节之中；而民族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集法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常用方法，包括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的方法[4]. 　　不难发现，上述权威著述对于民族法学的研究方法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发表专门的意见。换言之，在方法论层面上，民族法学研究只有照本宣科的笼统说辞，并没有梳理具有学术思想的系统观点。 　　二、民族法学研究重心由法制生成向机制运转的变化决定其既有研究方法已不堪重任 　　民族法学的研究方法依赖于民族法学研究对象及其发展变化之态势，并服务于民族法学的研究任务，即其应当求得什么样的民族法学理论和知识，当然也离不开相应的研究工具或手段。 　　20世纪80年代民族法学勃兴以来，我国民族法学界的研究热情集中于民族法学基本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少数民族法文化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适应化解社会具体矛盾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多的民族法学者将目光投向民族纠纷解决机制这一领域。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不仅为当下创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社会和谐提供了制度建设思路，而且有助于提升民族法学研究的实用价值[5]. 　　最近几年，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民族法体系的形成，法制建设亦由体系前时代步入体系后时代,并逐渐从立法中心主义向法律实施协调发展转化[6].立法和法律解释工作已趋于饱和，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处理日益复杂、逼仄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