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主体制度局限与突破——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救济问题探讨.docVIP

诉讼主体制度的局限与突破——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救济问题探讨 　　内容提要：民事行为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是民法保护的客体。现代社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集中体现是对消费者大众权益的保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主体制度，以大陆法系传统的诉讼主体理论为依据，是为特定主体的“私权”提供救济而设计的。它将一个诉讼案件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以当事人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并遭受实际损失作为其取得原告主体资格的依据。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实际上缺乏将“社会公众”作为权益主体考虑，并对其权益提供司法救济的相关制度设计。从世界各国立法的发展看，起诉权主体已扩大到与案件并无直接法律关系的代表公众利益的官员、官方机构以及消费者保护团体、行业联合会和协会等社会团体。这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要建立一项能够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制度，首先必须将社会公众确定为社会公共利益(或权利)的主体，扩大起诉权主体范围，并根据损害行为以及诉讼请求等不同情况合理配置起诉权。与此相适应，必须建立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制度-“民事公诉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是“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社会公共利益既不是国家利益，也不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家;集体利益的主体是作为社会组织的集体。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公众，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正是因为国家、集体利益并不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所以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分别将“损害国家、集体利益”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两种不同的无效民事行为予以规定。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民法保护的客体。但是，现行民事立法对社会公共利益既无一个概括性的定义，也从未规定其具体内容。因此，在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上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救济制度。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成为我国民法的一个空洞而抽象的概念。 　　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有三种不同方式，即行政执法救济方式、民事诉讼救济方式和刑事诉讼救济方式①。在我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偏重于行政执法救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被直接视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或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由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处罚和纠正。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侵犯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时，检察机关可提起公诉，通过刑事诉讼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民法明确保护的利益类型，当其受到损害时法律应能提供直接有效的司法救济。但是，现行民事立法对社会公共利益并不能提供直接的司法救济。在司法实践中，当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时只能由其中直接受到损害的特定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通过对特定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间接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提供司法救济，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体现 　　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无法列举出其所包含的全部利益类型。社会公共利益包含一些已为法律所确认的属于公众的权利类型。在民法领域，消费者大众权利和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主要体现为对“消费者大众权益”②的保护。 　　由于信息高度发达，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扩大，人类对社会和环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一些民商行为不仅损害特定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而且损害消费者大众即社会公众的利益。例如：商业混同行为、虚假广告行为，直接损害不特定的一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又如：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低价倾销行为，从表面上看并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甚至在短期间内让消费者受益，但是一旦排挤竞争对手的目达到，首先是消费者丧失对相关商品或服务的自主选择权。而且，由于特定领域的竞争压力已经不存在，取得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可以坐享其成，不求进取，甚至牟取垄断高额利润，从而损害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终损害消费者大众利益。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兴起一场消费者保护运动。各国民事立法(广义的)越来越强调对消费者的保护，尤其是竞争立法，其价值取向已经突破对特定消费者保护，而更加注重对消费者大众权益的保护。 　　1938年美国通过《惠勒—李法》，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进行修改，使该法适用于那些直接对消费者产生有害影响的商业行为。自消费者保护运动以来，美国法院越来越多的司法判例，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消费者的长期利益(也就是消费者大众利益)加以平衡考量。美国芝加哥学派学者认为，反托拉斯立法的“最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免于过高价格”。③这里所称的“消费者”，应当是指一般消费者，即消费者大众。北欧各国由于受消费者保护运动影响，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