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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变迁中的中国与世界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28日 1学习时报???马小军 赵磊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10年来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及国际力量的对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我们邀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马小军与赵磊两位学者进行分析与解读。 　　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马小军：冷战结束的最初10年，由于战后冷战国际格局的崩解，新的国际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关系的特征是“以破为主”。“历史终结”、“美国一超独霸”、“西方主导”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上个世纪末的10年是冷战历史尘埃落定的历史时期。一段时间里，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确立了其“一超独霸”的地位，西方国家为“历史的终结”而欢呼雀跃。多极化成为大国谈论的重点，但并没有发展成为现实，那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大家庭式的全球化并未出现。国际政治中，出现“一超多强”的局面，但各国力量之间的对比极不平衡；经济上，世界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美国为马首的IT行业推动西方经济的火车头，领跑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制度层面，许多国际制度建设的成果，自然也是以西方国家为核心，如IMF、WTO、G7—G8等等。在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决心，使国际社会明确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取向。 　　21世纪的头10年，国际关系出现“以立为主”的基本特征。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些国际社会所期盼的趋向开始显现，“新兴国家”、“风险社会”、“全球治理”等成为新10年的关键词。这一阶段，国际关系互动频繁迅速，大国关系发展大致稳定协调，新世纪国际制度的建设加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起初，我们认为WTO是以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作为制度支撑的，因此一度表现出疑虑、踌躇和不情愿，为此国内曾展开长时间的理论与政策辩论。但是入世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政府和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而且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相应的国际经济制度之间的契合相得益彰，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全球性、地区性的制度安排，也开始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并在某些层面表达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 　　赵磊：21世纪以前的10年，国际社会关注更多的是传统意义上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而且西方阵营所期待的历史终结并没有出现；进入21世纪的10年，风险和危机下的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合作主义”成为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此外，就全球化的内涵而言，前10年全球化的核心就是西方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未参与其中；后10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各行为体共同参与这一进程，国家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要素的异同并不影响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就力量对比而言，前10年，美国等西方国家除拥有强大的国力外，他们的战略意图也非常明确，即改造非西方国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转型国家”十分迷茫，甚至不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身份迷茫”的时期，后10年是“找回身份”的时期。就中国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前10年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后10年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反映出中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战略位序在不断提升，也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务实策略调整，同时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模式进入新的历史周期。 　　安全观念发生重要变化 　　马小军：“9·11”事件的发生，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变迁的历史坐标，导致了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冷战后前10年出现的“一超独大”格局，被“9·11”恐怖袭击打破。全球反恐战略局面的出现表明，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必须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这种挑战是以权力悖论的面目出现的，即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强大的超级霸权，却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处理全球乃至地区事务，而不得不依赖其他相对弱势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正是因为反恐战争使美国的战略力量配置不足，所以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如伊核和朝核问题上有赖于中国的战略支持。此外，“9·11”事件也充分表达了一些国际力量对一超格局的不满和挑战。在即将过去的10年中间，国际社会深深地感受到，尽管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之间力量对比的极端不对称，但并未使挑战方轻易地退出博弈格局，反而使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长期对抗，使这种挑战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常态。 　　所谓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提出，也是源于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天然地表现为依赖于全球共治的特征，蕴含了将主权国家个体安全诉求寄寓于国际社会整体安全的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变化。非传统安全并未取代传统安全，而是为安全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理念，带来人们对安全观念认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