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演变及前景.docxVIP

《学术界》(月刊)总第206期，2015. ACADL,MICS No.7 .1u1. 2015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演变与前景O杨永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1120)〔摘要〕二战后，国家不再是战争赔偿的唯一主体，受害者个人成为战争赔偿的重要对象。故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由于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因此一直借口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权拒绝向中国受害者进行赔偿，导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日亦屡讼屡败，中国的受害者不得已转向本国法院寻求最后的救济，但国家豁免规则成为中国法院进行管辖的一个主要法律障碍。新近意大利宪法法院坚定支持强行法豁免例外与属地侵权豁免例外为民间索赔指出了一条新路，中国可效仿意大利法院利用国际习惯的造法特点参与创设新的国家豁免例外规则，确立中国法院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管辖权。这样不仅让前景黯淡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走出困境，而且也可借此提升中国对国际法的影响力，更能让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及强掳劳工与慰安妇等暴行昭然于天下，成为挫败日本右翼挑战战后秩序的强有力武器。同时中国政府与民间一起共同努力督促日本全而反省其战争责任，或可最终通过德国模式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如若不然，借鉴韩国模式亦可部分解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争端。 〔关键词〕国家管辖豁免;强行法;属地侵权例外;国际习惯;赔偿 20年前开启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旨在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大屠杀、无区别轰炸、细菌战、毒气战、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等暴行的受害者寻求正义，也意在向日本社会传达日本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的真实历史，促使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在日本右翼翻案之声一直喧嚣不绝、日本军国主义从未退出历史舞台作者简介:杨永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法、欧盟法。—47—的背景之下，推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显得尤为迫切。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兴起与演变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持续了8年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受害者在经历了20年的对日索赔在纪念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却仍然难尝胜果。虽然战争赔偿应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候解决，但是由于二战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对日和平条约的签署亦是迂回曲折，导致日本对中国受害者的赔偿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中国受害者的战争创伤至今仍难以弥补。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冷战局势渐渐明朗，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心从原来的扶植中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惩罚日本转向扶植与振兴日本。川在美国的主导下，1951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战胜国与日本签署了《与日本的和平条约》(z7(又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的第14条b项明确这些战胜国不仅放弃了政府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且也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但中国未被邀参加旧金山和谈，也未签署《旧金山和约》，当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方，因此，放弃索赔条款对中国并无任何约束力。1972年9月，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称日方痛感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中国政府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n (3〕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是否也包括了中国国民个人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声明并未如《旧金山和约》一样予以明示。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治化进程，中国人民的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得到提高，中国的一些战争受害者与中国学者认识到日本在战后不仅有责任对中国在二战中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也必须对中国平民在战争中因日本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开始探索民间对日索赔。1989年12月，中国“花冈惨案”的幸存者公开提出鹿岛株式会社进行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等三项要求，首开中国民间追究日本企业战争责任之先河。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花冈事件受害者11人在由日本律师组织的“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的援助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第一案。哈尔滨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随后也在东京地方法院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越来越多的侵华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律师团和中国法律工作者的无偿帮助下陆续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其战争罪行给受害者带来的身体上、精神上及财产上的损失。迄今为止，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均系中国在二战中的受害平民作为索赔主体要求日本政府及涉事的日本企业对在战争中因日本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的赔偿，所涉及的日本的行为均属国际罪行，其中有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屠杀平民、强征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无差别大轰炸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具体包括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