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悲剧人生观供参习.docVIP

尼采的悲剧人生观 ? 何仁富? 尼采在本体论上将世界规定为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由于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人生痛苦的永恒性，因此，如何面对人生的悲剧性现实，就成为人生观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者并不是不知道人生的痛苦和悲剧，只不过它以幻觉的方式麻醉了个体生命对痛苦和悲剧的体验，并且以许诺“天堂”的方式让人忍受现实人生的苦难。悲观主义者是看透了人生痛苦的，认为痛苦和悲剧具有生命的本原性，是生存意志自身的必然产物。但是悲观主义者却没有直面人生痛苦的勇气和力量，他想使人通过禁止生命之欲，即断绝痛苦之源的方式来克服人生的痛苦。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来对待人生的悲剧和痛苦的，这是生命力乏弱和衰退的结果。 尼采主张一种悲剧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以肯定生命连同其悲剧和痛苦为前提，并且强调以生命的强力本身来接受生命的悲剧性，以酒神精神的亢奋和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悲剧，在生命悲剧的演唱中感受美的壮观和人生的升华。 一、对人生悲剧性的体验 尼采有一幅病弱的身体却有一颗敏感的心，有着悲剧的童年生活却有一颗聪明的头颅，这就注定了他比一般的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更加敏感，比一般的人对人生的悲剧性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在尼采四岁时，他的父亲从自己家门的石阶顶上摔下来，头部猛烈地撞在石阶边上，在一年的心理失常和体力消耗之后去世了。在这段悲剧性的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变：深夜报警、家里的哭泣声、密室的恐怖、死一般的寂静、悲哀的尽情发泄、丧钟声、赞美诗、丧礼时的布道、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些事知道得太早了。因而完全被震慑了。尼采十四岁时感叹到：“当一个人掠去一棵树的花冠时，整棵树都枯萎了，鸟儿也不再栖息于枝头。我们家的花冠已经被夺走了，欢乐离开了我们的心房，深深的悲哀却成了我们的所有物。”[1]父亲的死一直成为尼采心灵上抹不去的阴影，直到他写作《瞧！ 这个人》时，仍对此记忆犹新，并将自己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相提并论。他写道：“我父亲36岁就死了：他文弱可亲而多病，就象一个注定短命的人──与其说他是生命本身，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的亲切回忆。在我父亲生命衰老之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了。在36岁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看不清三步以外的东西。”[2] 幼年丧父的经历使尼采对人生的悲剧有了过早的体验，而伴随尼采终生的病痛和他羸弱的体质则使他饱尝了人生的痛苦。尼采从小体质羸弱，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思想创作日丰，剧烈的头痛、胃病、眼疾又经常侵袭着他。在他给朋友和亲人的信中，我们经常可看到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抱怨。在《瞧！这个人》中，尼采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哲学化的说明：“我的血液流动缓慢。谁也没有在我身上找出发烧迹象的本事。有位医生把我当神经病治疗过很长的时间，他最后说：‘不！你的神经没有问题，倒是我本人神经质。’某种局部的蜕变当然无法指证；尽管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衰竭，可是查不出胃的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疾也是如此，虽然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这也仅仅是后果，而非原因。以致那怕生命力有稍许的增长，也会重新导致视力的增进。──漫长的岁月在我身上的消逝就意味着康复──很遗憾，它同时也意味着旧病复发、恶化，一种颓废的周期。”[3]在这各种疾病的困扰下，尼采对健康有着一种本能的执着追求。他在给他的朋友欧文·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时常受着一种沉重而抑郁的心情的折磨。……啊，我多么渴望健康啊！一个人只要想到某些东西必然会比自身更长久地存在下去──他会怎样地感谢每一个美好的夜晚，每一丝温柔的阳光，甚至每一次正常消化的良机呵！”[4] 尼采自己具有一种不时超越自身悲哀或欢乐的本领。他知道怎样去享受自身危机所展示的奇观，仿佛它们本身就是一支和谐交融的交响乐。对于肉体的疾病，他总是在同自然肉体的适当妥协中享受着生命的欢悦。在尼采看来，肉体的痛苦固然给人带来生活的不宁和对生命的担扰，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肉体上的痛苦几乎是一件可庆幸的事，因为它们能使一个人忘掉在别处所受的痛苦。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告诉自己，对灵魂也有对身体一样的疗药。那是我对疾病所抱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给灵魂以希望。依然怀抱希望，难道这不是一件艺术性的作品吗？”[5] 正是这种幼年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验和对疾病的“艺术性”态度，使尼采对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剧一直怀有一种敬畏和欣赏。正是这种对人生悲剧性的敏感，使他在读到叔本华的著作时，顿有相知恨晚的感觉。1865年10月，21岁的尼采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即被这位已逝六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他回到家后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阅读，整整两个星期，他一直深陷于叔本华哲学的思考而不准自己每天睡眠超过四小时。而对叔本华的哲学，尼采惊呼：“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