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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文化浅说 　“嘉绒”，是地名？还是族名？或是两种含义都有呢？这是一个众说纷坛的有趣问题。从贾尔穆概述的对嘉绒含义的六种解释中，有三种指的是地名，另有三种指的是族名①即《辞海》、《藏汉大辞典》都说是，藏语对四川大小金川及黑水藏族地区的地名称呼；桑木旦说是，日神妃的热带峡谷；佛经中记载是，住在藏区东方嘉穆谷的人；索土司说是，居住在靠近汉区的山间河谷地带从事农耕的藏人；马长寿认为是，始于其民族的自称直译而成。除此之外，还有人说是，西藏把十八土司地方称为“甲绒”，后来又把它写成了“嘉绒”。任乃强曾说：“嘉绒”一词首次出现，是上海史家庄学本民国年间同班禅进藏路过金川，把“甲绒”写成了“嘉绒”，从此为史学蜀沿用。目前在“嘉绒”，含义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嘉绒是藏族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藏语对川西北十八土司所辖地区的称呼，指居住在大渡河上游及岷江右岸河谷地带从事农耕的藏族。 　　嘉绒成为藏族的一个独具特色分支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以及特定农耕文化背景上的宗教、语言、建筑、歌舞、婚姻习俗诸方面。它与西藏的共同之处有：嘉绒人的住房与西藏平民的住房相同，都是样式相同的石砌平顶寨房，墙上涂有白色的太阳和月亮图案；嘉绒话与藏语同属藏缅语系；嘉绒地区通行藏文；嘉绒人信仰苯教和藏传佛教；嘉绒民间和西藏都有一妻多夫制；嘉绒藏戏和锅庄也与西藏藏戏有许多共同特点。但是，嘉线不同于西藏的特色也是显著的。嘉绒有独特的语言，奉信苯教，汉文化也较早地渗入到嘉绒的方方面面，有长期的土司制度等。这些同异特点的形成，都打着历史演进的烙印，给人们提供了在历史烟尘中迫朔嘉绒足迹的线索。 族源探索 　　嘉绒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历史。在漫长历史进程的冲突甚至流血中，经过多次的民族融合而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嘉绒藏族。最初的嘉绒先民，是生息在嘉绒本部大渡河上游河谷里的土著原始部族，从事狩猎，牧畜和农耕。在金川等地发掘的石棺葬墓群，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的祖先在这里生息繁衍。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黄河上游的氐羌诸部族向南迁徙，中原诸族西倾，大渡河谷曾经是这些部族南迁西倾的天然“走廊”。有学者认为川滇黔的苗人和雅州的青衣羌人，是原居住在大渡河上游的金川和丹巴一带的嘉绒人。嘉绒人还曾经北迁宁夏地方。氐羌的南迁使嘉绒土著先民与氐羌人实现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在温暖的大渡河谷地，形成了部族生息繁衍的繁荣和农牧业文化的兴盛。 　　晋时，由鲜卑族分出的吐谷浑族占有甘、青、川、康、四省边界一带包括川西在内的地区，吐谷浑族又与嘉绒人融合。这是第二次大融合。 　　公元633年，吐蕃20万大军东进侵入吐谷浑及党项诸羌，随及松州（松潘），唐天宝年以后，以上各地均由吐蕃支配。在200余年中，吐蕃占据统治地位，这使嘉绒地区又经历了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语言、宗教、民俗上对嘉绒藏族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吐蕃东侵，形势迫使嘉绒人口东移至岷江右岸，形成所谓嘉绒冲部之说。② 　　到了公元851年，沙州（敦煌）人张仪潮等战胜了吐蕃守军，收复西北及岷廓地区，川西节度使杜源则收复维州（理番），汉文化西移，嘉绒地区与西藏的关系疏远。之所以嘉绒与西藏有着明显的差异，原因就在于早在吐蕃东移之前，嘉绒先民已在这个地区根深叶茂，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古羌的河谷走廊农耕文化。马长寿说：“隋唐之嘉良，近代之嘉绒，此族非氐非羌。”嘉绒靠近汉区，受汉文化影响很早。而与西藏毕竟相距遥远，丛山四周的农耕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形成了在语言、习俗、价值观和宗教观上的独特性。 　　《清史稿》称此区域：在宋是羁摩州，在元为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管辖地，自唐宗起，中原中央政权不断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明清时期，嘉绒已由十八土司代中央政权管理，成为中央政权统辖的自治区。土司世袭，定期向朝庭纳贡。清雍正初年，已有改土归流之议。清臣鄂尔泰说：“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到乾隆时期，经两次金川之战，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后，才将十八土司中最强硬的大小金川土司改土归流，废土司制，改设直隶厅——阿尔古厅和懋功厅。战后，实行屯兵制和召垦制，大量的汉满回蒙人涌入嘉绒地区，足使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加速了该地区的同化过程，也推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嘉绒与氐羌、吐谷浑、吐蕃、汉、蒙、满、回的多次民族融合，加之该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嘉绒人在适应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涵。 农耕文化 　　所谓“嘉穆谷”、“温暖的河谷”、“东方的杂谷”，是指西藏高原东缘自雅砻江东至岷江两岸的高山峪谷。这里的“杂”主要是指生产上的多样性，民族杂居融合性及地貌的错落性而言的。大渡河上游有一段一百多公里的低平河谷，气候呈垂直型变化，河谷温湿宜农，半山草丰宜牧，高山林茂宜猎，山顶终年积雪，有繁多的珍禽异兽。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一种农耕、畜牧、狩猎三位一体的农业文化。 　　金川这一地名的